何为革命，一般来说革命就是摧毁了旧的秩序，但又被迫在前人建立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建设。但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却不一样，他在深度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近年来才有俄国史学家提出将俄国革命称为“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明确地否定了俄国整个过去，而且也否定了整个欧洲的许多传统。
但这场革命为何会发生在俄国？这其实与时间、地理和俄国特殊的民情有关，俄罗斯的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创新在20世纪初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命运。
政治宗教上的特殊性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罗斯受洗，这使俄罗斯具有拜占庭式的宗教信仰，从而与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使俄罗斯脱离了其宗教根源。公元1240年至1480年，蒙古人占领了俄罗斯约240年，进一步疏远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并促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与蒙古人的斗争促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公国出现。
宗教和政治上的孤立，助长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独特使命，这在莫斯科作为“第三个罗马”的概念中得到了体现，即莫斯科要取代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本身。
在伊凡雷帝(公元1533——1584)统治下，君主的权力在一个被称为“独裁”的体系中得到扩展，作为教会和国家元首的皇帝将世俗和世俗权力融合在一起，导致了俄国独特的&34;凯撒主义国家的主导地位继续存在，并形成了俄罗斯历史的另一个鲜明特征。
经济上的特殊性
在经济方面，俄罗斯落后于较发达国家。似乎是为了弥补，俄罗斯的历史不时被赶超的尝试所打断，这也就是托洛茨基说的“叠合规律”，最先还是弥补差距的是彼得大帝，他发起了一项发展计划，旨在将英国和荷兰最新的技术发展移植到俄国。
彼得开创了一个由国家支持的、将愤怒的现代化强加于一个饱受摧残的社会的先例，这个社会(如列宁后来所说)试图“用野蛮的手段打败野蛮”。这种模式建立在俄罗斯有选择地借鉴外部世界的经验，同时谨慎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和独特性。
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她对启蒙思想的接受程度可以用开明的专制主义来理解，也就是把俄国人对社会发展的希望与君主和国家权力的保留结合在一起。
然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相关的思想给俄国带来了更可怕的威胁，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增强了君主政体的自信心，但也释放了专制政体最终无法遏制的力量。
国家的统治与社会阶层的弱势相伴而生
19世纪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特别是在工业和文化领域，但同时也是一个积累了最终要摧毁旧政权的紧张局势的时期。国家的统治与社会阶层的弱势相伴而生，西方关于君主和臣民权利和义务的封建思想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马克斯·韦伯谈到某些国家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世袭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权和财产的权利变得难以区分。土地和人民被视为君主的财产，或者用现代的说法，是国家的财产。俄罗斯世袭制国家与西方封建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封建制度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划界，表现为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冲突，与国家主导地位相对应的是代议制机构。
但蒙古人的入侵扼杀了俄国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伊凡雷帝式的残酷暴政。伊凡在1580年代结束了以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及其人民议会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俄罗斯代表机构的胚芽，如波雅尔的杜马以及更广泛的组织土地会议在17世纪末已经消失。
农奴制的迅速发展进一步破坏了人民代表制度的根基。一个无处不在的国家官僚机构应运而生，它试图像总参谋部管理军队那样管理社会。
根据理查德的说法，这个世袭的国家从尼古拉斯一世统治时期就转变成了一个“官僚警察国家”。俄罗斯国家的主导地位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阻碍了独立经济活动、社会运动和公民协会的社会舞台。俄罗斯独特的发展模式也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或者确切地说，中产阶级的出现可以有效地挑战国家。几乎没有自治团体活动的传统，包括工会活动。
政治行为，被定义为试图影响权力分配，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了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政治文化的延续性。同样,俄罗斯政治文化在俄罗斯这六个特征——一个独特的宗教,隔离,积极扩张,落后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法刺激国家的主导地位,疲软的代表机构和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官僚主义。
正是这六个特征造成了俄国特殊的传统，进而在1917年与布尔什维克不可思议的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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