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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是中国文人士大夫最受尊崇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特别是北宋仁宗朝，更是人才济济，“千年名士出一朝”。政治家王曾、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包拯、司马光、宋庠、蔡襄、杜衍（其中大多数人亦是大文豪，文坛巨匠），“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名将狄青等，都曾或长或短地生活在仁宗一朝，在仁宗年代或之后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范仲淹北宋从建国到庆历年间已历时八十余年。
王安石画像
此时，北宋王朝在面临与契丹、西夏的民族矛盾和战争的同时，国内积累的阶级矛盾也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下层农民和小业主多倾家破产，流离失所。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官僚阶层安于现状，死气沉沉，而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尹洙、蔡襄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力量则忧国忧民，看到了繁华表层下的狂涛怒浪庆历三年四月，吕夷简被罢免宰相职务，一批年轻政治家走上政治舞台。欧阳修任知谏院，富弼任枢密使，韩琦、范仲淹自陕西调回京城，分别任枢密使直学士和枢密副使，七月，诏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范仲淹画像
这场发生在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要求改革的事件，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是范仲淹等人没能看清北宋面临和急待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和阶级矛盾，而是把新政的重点和中心环节放在了吏治改革上，这就注定新法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效。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和地方官员的既得利益，所以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和阻挠，仁宗对新政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富弼被调离中央政府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推行仅一年的“庆历新政”告终。
陕西
“庆历新政”的失败，在富弼心中留下了阴影。后来徐州人孔直温谋反，官军从孔直温家中搜得有原直集贤院石介与孔直温的往来书信。石介生前直言夏竦为大奸，诗颂富弼等人，为此事，富弻又受惊吓，思想渐趋保守，以至多年后在王安石变法中，成为了变法的反对者。范仲淹离朝后一直在地方任职，历任知邠州、知邓州、知杭州。及徙知颍州，未至而卒，终年六十四岁。在知邓州任上，范仲淹写出了不朽名篇《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成为经典。至此还是流传，可见当时影响之深远。
岳阳楼
庆历年间，朝廷高层争斗不断。庆历三年，后，老宰相吕夷简辞政病逝，仁宗命晏殊为相夏速为枢密使。不久，二人被御史中丞王拱辰、谏官蔡襄、欧阳修等人弹，先后罢职，改用杜衍为相，贾朝为枢密使，陈执中为参知政事。一天，进奏院举行祠神法会，苏舜与右班殿直刘巽等人一时兴起，就变卖办公废纸，换钱召歌妓喝酒娱乐。这种事原有先例，在宋朝官场上不足为怪，但王拱辰听说此事后，便借机发挥，要扳倒杜衍。苏舜钦离开京城后，定居苏州，买地建宅，造“沧浪亭”，传至今日。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导致了这种结果。
沧浪亭
宗实的祖父是太宗第四子、真宗的弟弟商恭靖王元份，父亲叫允让，是元份的小儿子，允让在庆历年间被封为汝南郡王，嘉祐四年薨，追封为濮王，宗实是允让的第十三子。允让有三位王妃:王氏、韩氏、任氏，分别被封称为谯国夫人、襄国夫人、仙游县君。宗实为仙游县君任氏所生宗实四岁时，仁宗把他抱养于宫中。宝元二年八月，仁宗生有皇子，宗实回到家中，但仍为仁宗养子。当仁宗决意立宗实为储君时，宗实正为其父允让居丧守制，依惯例，仁宗先下诏任命宗实为知宗正寺。想不到的是，宗实并不想接班当皇帝，诏命下来，他坚辞不受。
宗实
仁宗再召韩琦问计，韩琦对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三年守制完毕，宗实仍不愿受命，韩琦上奏道:“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仁宗采纳韩琦的建议，于嘉祐七年八月下诏:以宗实为皇子，赐名曙。虽正名为皇子，宗实还是不肯受命，经老师周孟阳劝说，才勉强应承下来。临入宫时，宗实还语家人道:“谨守吾舍，上有适嗣，吾归矣。”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于福庆殿，时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遗诏皇子赵曙即皇帝位，是为宋英宗。
参考资料：《唐末元初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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