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34;围剿&34;的失败，红军主力不得不放弃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此时，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便摆在了红军面前：突围以后往哪里走？应该把红军转移到哪里去？也许有人会说，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尽千辛万苦，不就是要走到陕北去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红军刚刚踏上征程之时，方向在哪里？落脚点在哪里？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红军只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能够甩脱追击的敌人，歇下来喘口气积蓄力量，根本不知道遥远的陕北地区会成为红军长征的终点。

那么，党和红军最初是如何规划转移路线的？是什么时候才最终确定落脚陕北、以陕甘宁边区作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本期就跟您聊一聊红军长征终点是如何一步步确定为陕北的。

喜欢我们的朋友，不妨就在此刻点个赞吧，相信我们后面的讲述会更加精彩！对于我们的文章，您有什么历史知识的疑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将择优反馈给您认真的解答。

今天的人们提起长征，无不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是决定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战略决策，但是事实上，这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战略大转移，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做出并实施的。

当时，由于博古、李德垄断了对中央和红军的指挥权，他们以保守秘密之名，对于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的动员，红军长征准备工作极不充分。

起初他们计划带领红军从南线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后实行战略反攻。

但是在转移过程中，博古、李德等&34;左&34;倾教条主义者采取逃跑主义的作战方针，让红军携带大量后勤物资，每个军团的行李都达上千副担子，队伍拉得很长，行军速度每天只有10至15公里，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还使蒋介石很快就识破了红军的意图。

为了围歼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底，红军拼死血战，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

此时，国民党军队又重新集结重兵堵死了通往湘西的道路，中央红军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转移落脚点的打算已经无法实现，如果再按原计划走下去，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但是，博古、李德却不顾红军在湘西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削弱的实际情况，依然坚持原定计划进军湘西。

危急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力主放弃原计划，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的主张被博古、李德所拒绝，但却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于是红军自湖南通道城突然改变了进军方向，折向贵州黎平挺进。这是长征前进方向的第一次大的改变。

1934年12月14日，红军占领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根据《决议》精神，红军从黎平出发向贵州挺进，至12月底，红军胜利占领了乌江边上的猴场。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红军下一步要强渡乌江，在川黔边地区转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并解放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34;围剿&34;的总结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长征的基本任务，就是&34;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39;围剿&39;，创造新苏区，保卫老苏区&34;。

遵义会议纠正了苏区中央&34;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34;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从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才有了稳定可靠的主心骨。

时至1月中旬，就在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敌情突然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纠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34;中央军&34;共40余万人，对红军进行新一轮的&34;围剿&34;。

此时，中央红军所在的黔北地区，位于长江与乌江之间，回旋余地不大，要想突破重围、站稳脚跟，并建立新的根据地，事实上已经办不到了。

此时，党中央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之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渡过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先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然而，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国民党川军刘湘调集12个旅计36个团的兵力分段封锁了长江沿岸，当红军由黔北进入川南时，各路敌军也同时向川南集结。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毛泽东运用高超的军事战争艺术，灵活机动与敌周旋，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于云贵川三省边界地区，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4月29日，中央红军向金沙江边急进，并于5月初全部渡过金沙江，迅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然后从会理北上，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已达10万多人。此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华气焰日益嚣张，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抗日救亡成为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

但是，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顽固地坚持&34;攘外必先安内&34;的政策，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34;围剿&34;红军，一面对日妥协退让，而红军却以民族危亡为重，开始积极寻求抗日对策，并在行军沿途大力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于是，到达川西地区后，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以抗日救亡为第一要义，并提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此时，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再次发生改变。

张国焘

但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张国焘非但置之不理，而且一再拖延和阻挠，导致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

无奈之下，党中央不得不把原定的北上路线，改为穿越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出巴西、班佑，占领甘南的洮河、夏河一带。此后，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最终铤而走险，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左路军及部分右路军南下川康，走上了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反党道路。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导致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北上红军仅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约8千人，以这样的兵力，控制甘南、建立陕甘根据地困难很大，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提出改变&34;川陕甘计划&34;，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另谋新的发展。至此，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几经周折，做出了新的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1935年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占领甘肃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带，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休养和整编，并在当地邮政所意外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陕北还活跃着一支由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队伍，而且，先前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红25军已经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合！

于是，9月26日，党中央在甘肃境内的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形势，决定改变原定的到中苏边界地区去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最后抉择。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红25军胜利会师，革命根据地在陕甘宁地区迅速发展壮大。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这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最终胜利完成。

参考资料：

徐世强：《艰难的抉择：长征时中央红军曾八次改变落脚点》，《世纪桥》，2010年第18期

郑凯旋、郑德荣：《长征与新的革命战略基地的艰难抉择》，《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3期

翁树杰：《红军长征落脚处的最后确定》，《红岩春秋》，2006年第5期

徐占权：《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湘潮》，2010年第3期

汪玉明：《从湘西到陕甘——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的曲折历程》，《军事史林》，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