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改革意义重大。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会议上唇枪舌战，他们的智慧给中国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2011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发，似乎让这一理论的归属尘埃落定。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经济观察报》发布了张维迎教授所写的《张维迎：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纷争再起，《华夏时报》选择发布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张学军和边勇壮今日所写的文章。莫干山会议前后，均有他们的贡献，如今他们整理当事人公开发表的历史证据和资料，做出考证。我们希望双方辩论的呈现，能够更确切还原事实的真相，读者能够对当时的莫干山会议及之后的事情有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价格双轨制理论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上起着巨大作用，我们希望这种渐进改革的思路，在今天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文：张学军 边勇壮

十多年前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一场争论，随着2011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发，终于尘埃落定。由约200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民主投票，将第四届创新奖授予了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研究组、田源、张维迎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当时华生、张维迎等均亲临颁奖现场，分别发表获奖感言，领走了奖牌、奖金。华生的获奖感言开头就强调，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这些人只是“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当年莫干山会议最核心的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还对双轨制获奖表示了祝贺，看起来似乎皆大欢喜。

不料近10年后，张维迎又高调挑起双轨制发明权问题争论，这次干脆把他自称独创的双轨制思想，摆到莫干山会议之前和之上。2019年5月16日，人文经济学会主办了“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茅于轼、张曙光、石小敏、张维迎、姚洋、盛洪、刘国恩、毛寿龙、冯兴元、朱海就、刘业进等近 20 位经济学者出席研讨会。张维迎在会上说，“许多人通常把‘双轨制’与‘莫干山会议’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及其论文的完成，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多月，与莫干山会议本身没有关系”。莫干山会议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宣讲双轨制改革主张”，使更多人认可，最终变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方式。他说他在会上与坚持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调派代表、国务院价格中心总干事（误，应为常务干事）田源发生了激烈争论。他本人以市场价格为目标模式的主张是放，放就是双轨制的放，不存在另外一个双轨制思路。他提出的双轨制“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争夺既得利益的革命”。（见张维迎：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原载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微信公众号。）而茅于轼、张曙光等人在发言中更是盛赞张维迎才是真正提出双轨制、影响了中国改革的人。

不到一个月，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北大国发院再次出面召开“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邀请刘世锦、常修泽、王晓鲁、刘佑成、张维迎、卢锋、李力行、韦森等众多专家出席。这样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密集高调造势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免让人疑惑。看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发言才让人若有所悟，姚洋说，“今天回过去看，过去40年里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理论能够改变世界，恐怕也只有价格双轨制。我们现在看诺贝尔奖发经济学奖，……都是发现世界的一个规律，我觉得价格双轨制是创造一种思想，这思想改变世界贡献是非常大”。 “我记得我们理论创新奖是给了价格双轨制，但是给了好几个人。如果按照诺贝尔奖给法的话，按理说，比如说是屠呦呦吧，发现青蒿素得奖，估计很多人不服气，说怎么给屠呦呦一个人？但诺贝尔奖有个原则就是原创性。我觉得如果以原创性这个角度说，这个奖应该是给维迎一个人”。姚洋这样的大咖把话说得直白到这个份上，难免让一些国人浮想联翩，不淡定了。

是啊，中国短短40年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影响举足轻重，中国经济学家功不可没，而双轨制又是中国转型变迁最具独特性的产物。说其可能获诺奖关注，也不能说完全空穴来风。难怪已经开始大写回忆录的张维迎教授，突然四处给人打电话，组织一个又一个肯定他对双轨制原创贡献的研讨会。

在张维迎关于双轨制的介绍中，莫干山会议上第三种观点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了，调派代表田源也成了坚持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保守派典型，只有张维迎自己才是双轨制的唯一发明人和贡献者。对此，华生、高粱、张少杰三人十年前就曾写文章澄清过。如今物是人非，少杰已去世，何家成人生也成悲剧，当事人都不愿重提旧事。但同样作为从80年代改革走过来的人，相互交流谈到此事时，总觉得历史不应该这样任意涂抹。很多人认为，此事应当说清楚，这不仅关乎当事经济学家的品行问题，也是对历史负责，不要等到真有什么奖的时候，又窝里斗起来，让外人看了笑话。有人甚至说，如果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在的时候，这样的大事情都说不清楚，我们以后还敢相信历史吗？恰好因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更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浮现出来，于是我们认真整理了相关历史证据与材料，遂成此文。

一

莫干山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张维迎曾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问题是讨论最热烈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见张维迎著《价格、市场与企业家》10——11页）。他这次在会上继续说，他带着早已写好的双轨制文章上山，在会上宣讲他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改革思路，放就是双轨制的放，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第三种双轨制观点。按张维迎的说法，他一个人带着已经完成的思想， “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成为莫干山会议进而引领中国改革的英雄。这是真的吗？

莫干山会议即首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最初是由媒体发起的，作为发起单位的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杂志，在会后写过一个专访，开篇就是“九月的莫干山，竹清泉秀。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 ”，然后详细介绍了作为第三种意见代表华生阐述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见《中国青年》1985年第4期 “到2000年我46岁”）。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后来在书中回忆这一段时表示，“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创权，以及怎么看价格改革，是彻底的一步到位，还是通过双轨制过渡，等等。我那个时候的脑子里头更注重的，是把这种研究理念和成果，通过劲夫同志的推动，能够和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他认为不能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莫干山会议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一个方面，一些青年学者主张被吸呐。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批人才被重视了，分别在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逐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他回忆当时他与四中老同学、时任总理秘书李湘鲁一道受命上山，“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人”。 “谈了以后，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一个东西，先给我一个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这样他们很快草拟了一个材料，我就拿着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呆了一天”（见《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164——165页）。

拿了什么材料呢？据李湘鲁回忆，“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总理”（见李湘鲁：回忆给总理当秘书的日子）。

莫干山会议后，与华生共同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张少杰、高粱、蒋跃以及张维迎都去了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该所的所长、也是80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陈一咨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得‘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粱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号）。

体改所副所长、也是莫干山会议纪要主起草人徐景安这样回忆，“当时田源是调派，维迎主要是与他辩论，阐述了‘放’的主张，他就成了‘放’派。华生综合了他们的见解，提出了‘改调结合’。我受了他们的启发，着重在如何‘放’的操作层面上提出了办法”（见徐景安：价格双轨制的由来真相——莫干山报告起草人答香港商报问，《香港商报》2012年1月30日）。

在莫干山会议上主持价格改革讨论的宏观综合组召集人马小冈的回忆则有很生动的细节，“我们综合组讨论价格议题的场面最为火爆，由于代表发言过于踊跃，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则以敲茶杯提示”。

“小组的研讨会上，华生、田源、张维迎等人在价格改革的核心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其他组的代表闻声后，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在我们这间小会议室里，一时间竟然挤进近百人”。

“因为座椅不够，许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听或辩。尽管我把茶杯几乎敲碎，仍然无法阻止激辩者之间的唇枪舌剑。那种热闹火爆的场景，犹如打擂台一般，各种观点你来我往轮番上阵，各派代表慷慨陈词，彻夜不眠”。

“后来，华生等人在莫干山上提出的价格双轨制议案，被纳入国家经济改革试点”（见马小冈：初心 走下莫干山，来源微信公众号，发表于2018年3月31日）。

莫干山会议价格辩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调派代表田源这样回忆：“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张维迎、华生等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在我们几方激烈争论过程中，以华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综合了各方意见，明确、系统地发表了实行‘双轨制 ’价格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此报告经过一位国务院领导送达最高领导，对于坚持和扩大双轨制作为实现价格改革的重要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田源：我们是摸石头的人，《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0日）。

实际上，参加莫干山会议宏观综合组讨论的还有两位著名的价格问题专家，一是曾长期在物价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和研究过双重价格理论与政策问题、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研究司司长的李晓西。李晓西曾于1987年发表过《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论文，对双轨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成为当时社会上很有代表性的意见。1999年他在点评自己这篇1980年代的论文时，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说明：“‘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见《二十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另外，由于“莫干山会议”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2012年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张卓元等著），发表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撰写的《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莫干山会议”》（第14章），在学术界引起重视，被称为“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但由于《史纲》的字数限制，一些史料未能纳入。此后，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并参考相关文献，完成了《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杂志刊登了这篇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其中这样记述，“三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这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形成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调为主’（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为代表）；二是主张‘以放为主’（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三是主张‘调改结合’（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等为代表）。在讨论基础上，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以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虑）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指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作出了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共同讨论、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此等等。总之，在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正式代表中，还真没一个人出来说，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独自一人提出了双轨制，说服了大多数人。

因此，张维迎为什么要否认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第三种观点存在，撒这样一个明显改写历史的大谎呢？这实际上是参会的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无法理解的。也许只能是华生、高粱、张少杰三人十年前签名文章“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0月13日）中所解释的逻辑：90年代中当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失败，双轨制从受指责批评变为开始受到较全面积极的评价，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克利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通版文章，盛赞双轨制是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后，张维迎首次出来反驳“双轨制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说法，称自己持有内部文稿证明，他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随着张维迎名气上升、首创双轨制说法流行，加上张维迎又说他本人携此论文入选莫干山会议并在会上宣讲，由于任何人当然都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的思想和已经写好的文章抢走，合乎逻辑的就必须是他一个人用双轨制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变为会议成果并被中央采纳。这样放调结合的第三种观点就必须从历史上消失。

就像徐景安文中所说，张维迎这样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撒了第一个谎后，就要有一连串的谎话来圆场。张维迎多次说他以文章入选和宣讲于莫干山会议，实际上限于当时条件，入选文章多是抄写的手稿。因此莫干山会议按问题分组讨论攻关，根本没有人知道谁写了什么文章来参会。为了向媒体解释为什么他的观点得到会议大多数人的肯定，但会议却不派他去向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张维迎先后给出了不同解释，大体是说徐景安本来前一天也通知他去的，后来又没叫他，可能是因为他说话冲，陕西口音重，年纪轻、人微言轻之类。其实张维迎说他的放就是双轨制的放，分步放，那就谈不上冲了。张维迎说他在大会上发言辩论受到大家热烈欢迎，怎么会去小会汇报又变得口音重不好懂？况且当时那些人都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多数会前根本不为人所知，反而张维迎因之前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向钱看正名》，引起全国热议，一上山就是知名人物。所以徐景安并不记得有叫他这回事，而徐景安本人也是被王岐山点将来的（据岁月丨柳红：莫干山会议30周年再记，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经费来自王岐山代表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资助的一万元，各发起单位资助一千到二千元不等）。因此，让谁去向张劲夫这样国务院的领导汇报，完全由王岐山、朱嘉明、陈一咨等核心层与孔丹那里商定。孔丹在上述书中回忆说，“材料交给劲夫同志后，他看得很认真。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一批人吧。现在这个名单我不太记得起来，可能有楼继伟、徐景安、张钢、华生、黄江南等，但我记得马凯、岐山没参加”。（注：其实楼继伟并未来莫干山参会，据浙江省政府的刘佑成记录，参加人员为张纲、徐景安、田源、华生、周其仁、陈申申、沈水根、一位天津代表及刘佑成，因为莫干山会议的核心决策人员在北京本来就可以见到领导，故把机会都精心安排给了青年学者来汇报，以期年轻人的新思想能够给领导决策提供启发）。

其实，从上面领导秘书们和会议重要组织者参加者的回忆一看便知，张维迎放的观点未被大家接受，根本不会被派去参加汇报。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河南省成立省政府经济咨询团，以王岐山为团长，朱嘉明、李军、陈一咨为副团长，团里十几个人，几乎全是莫干山会议的人马，有马小冈、卞敏方、王小强、黄江南、卢健、卢迈、华生、张钢、周小川、周其仁、徐景安、曹远征等（见《河南日报》1984年12月4日头版），而还是没有张维迎。实际上张维迎在莫干山会上被冷落后，从此退出这方面的讨论，即便在80年代因价格双轨制改革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而争论白热化，华生等人受到普遍责难（仅《经济研究》上1989年就有两篇点名批评华生等人及双轨制的文章），张维迎从未对双轨制的争论表态过，没说自己和双轨制有任何关系，发表其会前写的价格改革文章也把双轨制价格改为双轨价格，更未对关于双轨制的媒体报道和所谓发明权提出过异议。

张维迎在回答记者关于是否会后留下来写会议纪要时，最初说法是“应该有我”。这次在研讨会上干脆直言他留下来参加了写纪要。但纪要中主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为徐景安执笔，该报告有两个附件，附件1即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一是田源执笔的以调为主思路，附件2即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二是华生执笔，题为“以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完成价格改革”，在提法上为了淡化放，提了改、调、放、导（国家物资部门参与引导）。徐景安定稿时干脆连华生分报告的双轨制标题也去掉了（但文中有一处提到双轨制因他当时未看到而被保留）。在徐景安自己起草的主报告中更一字不提双轨制（从后来对双轨制的巨大批评压力和双轨制从未被写进任何正式文件来看，徐景安是很有智慧和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难怪王岐山点名要他来写纪要）。徐景安还为谨慎起见，把“调”摆在“放”前面，将价格改革的两条思路分别称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一点后来倒是国务院领导更开明更洒脱，既然肯定的就是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第二种思路，批示中就直接改回了莫干山会上说的放调结合。因此，张维迎参与起草了哪个报告呢？

在2019年6月12日北大国发院召开的会议上，张维迎请来了当年莫干山会议重要发起人之一并参与接待和安排莫干山会议的东道主、原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成。据研究这段历史的柳红（朱嘉明夫人）说，刘佑成在封笔28年后终于“现身”，于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出现，写了一篇《莫干山会议始末》的文章，其中依据他保留的会议记录，介绍了很多细节，提到了好几十个人的名字，提到了价格改革三种观点，提到张维迎有一处，为“其间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张维迎做了精彩发言，阐述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应该以放为主”。

也许正是这篇权威回忆录和刘佑成再现引起了张维迎的关注。张维迎自己说2018年12月16日出差时约刘佑成谈了4个小时，并在2019年1月专门写了一篇《被遗忘的刘佑成》的万字长文，介绍刘佑成的坎坷经历与生活家庭，盛赞他这位陕西老乡，说“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举办，是一种机缘巧合，刘佑成功不可没”。“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能在浙江举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刘佑成以文会友的结果”。据张维迎的文章，人们知道刘佑成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在俄罗斯及国内经商，因而早已离开这个圈子。时隔一年，刘佑成这次来参会，发言题目是“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对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说“我知道张维迎是因为他在宏观组研讨中对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精彩发言轰动了整个莫干山会议”。 “我理解，宏观组讨论的三种意见，实际上只是两种意见，调和放”。“放的思路是新思想，是真正改革的思路。所以，张维迎的观点当时在莫干山会议上被称为关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说张维迎虽然因陕西口音重没去向张劲夫汇报，徐景安还是介绍了张维迎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肯定批示。 “从那时至今三十五年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基本是按照张维迎教授当年提出的市场经济逻辑和体制转换路径展开的，最终基本实现了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居功至伟”。“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不是即兴产生的对现实经济问题的一种对策，而是他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在一个大国改革发展中的自觉运用”。乃至“中央决定中的这些话基本是张维迎教授之前提出的思想，只是官方文件表述更为谨慎”。（见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微信公众号）。

当然，张维迎绝非首次给回忆莫干山会议的人做工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十多年前因研究改革史包括莫干山会议一段，被张维迎多次缠住给他介绍“真实情况”，要张军改写历史，但被张军拒绝。张军只是在文章末尾客观指出，张维迎对双轨制发明权问题提出了挑战。

张维迎对徐景安做工作更具有戏剧性。张维迎先是在2007年9月24日给徐景安去函，先说“能遇到你这样的领导三生有幸”，然后做工作说，“现在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更有人贼喊捉贼。你本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好像你自己记得也不清楚，我现在把手头保留的《专家建议(三)》扫描给你，白纸黑字，我不知道谁还能比我文章更早更清楚地论述双轨制改革的文章”，“我希望你能帮助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但是徐景安不同意张维迎夸大自己、贬低别人、抹去华生等人第三种观点的存在，认为“维迎把‘双轨制价格’的功劳归于他一人，这是挑起争论的起因”（见《香港商报》同上）。张维迎在《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将徐景安的作用贬低为张维迎个人观点的写手，只是“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对我的观点作了一点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这种说法确实欺人太甚。后来徐景安气得要公布张维迎给他写的全部文字，张维迎以这是他的知识产权为由，坚决反对徐景安公开。徐景安不得已才先后接受媒体采访，并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劝诫张维迎， “做人和做学问，第一还是做人，共勉之”。对于这些做工作无效的人，张维迎的研讨会，当然就不再请。

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会议重要参加者是王晓鲁。王晓鲁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写了一本书。前一阵原体改老人聚会，据知情人说张维迎劈头盖脸给王晓鲁来了一顿，说王晓鲁的书把莫干山和双轨制历史写错了，逼着王晓鲁修改。性格温和的王晓鲁只好当众说，你把你说的新材料和扫描文章给我，如果确实，我下次再版时修改。鉴于王晓鲁有改变意思，2019年6月12日的北大国发院会议又请了王晓鲁。王晓鲁在会上还道了歉，说以前不清楚张维迎这篇更早的文章，所以在书中“用了一个简单但错误的概念，即双轨制改革是由‘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来的’”。现在读了张维迎首次在网上公开的扫描件，承认他的贡献早于莫干山会议。身为莫干山会议审稿人，只是未在宏观组参加辩论的王晓鲁都被张维迎的这篇文章逆转，承认过去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制是个“错误的概念”，可见张维迎拿出来的这篇文稿的威力不小。

那么，既然有这么一篇不言自明的文章，张维迎当年在会上把自己带的文章拿出来，不就可以当场让华生等人的第三种观点乖乖闭嘴、灰溜溜下台吗？为什么当时不拿，时隔多年后再去违反事实地编造他的双轨制改革思想在莫干山上说服了大多数人，须知这样的谎言是很蠢很容易被揭穿的呀？有人分析，这是因为现在张维迎公布的扫描件标为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下属能源组编的内部资料，据张维迎说是他90年代初在茅于轼家中发现的一个油印的孤本。由于这不是中心的文件或正式内部资料，现已在相关档案中查找不到。而张维迎自己称携文参会，莫干山上的价格改革建议又被中央采纳，如果不是张维迎的思想在会上说服了大多数人，那么，这篇没什么人见过的文稿是否能称为学术发表，本来就存在很大的疑问，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会上又没有影响，对中央决策也没产生作用，那就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张维迎编造自己“单枪匹马轮番应战”说服了大多数人、主导了莫干山会议的谎言，虽然是铤而走险，但也是要确立自己在双轨制问题上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学术地位的无奈选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密封了35年首次在网上公布的扫描件究竟有什么内容，说的真是莫干山会议上提出的双轨制，还是似是而非，需要假以岁月才能拿出来以假乱真的赝品？

二

张维迎的内部文章究竟说了什么？

其实，张维迎的这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文章是他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本来他在莫干山会议后也早在多处摘要发表，并将其中唯一一处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一词改为“双轨价格”，以示与莫干山会议后流行的双轨制相区别，因此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张维迎突然声称他第一次系统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并有珍贵的内部原件，但从来秘不示人。2007年，张维迎要徐景安承认他的双轨制创始人地位，徐景安不认可。张维迎说徐景安作为关键的当事人对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为了帮助徐景安恢复记忆，张维迎才将扫描件传给了徐景安。

徐景安作为主报告起草人，对文字非常敏感，仔细比较了张维迎的文稿与他会后发表的文章的区别，在双方见面时，徐景安一语点破说:“维迎， 究竟是我的主报告抄你的，还是你抄了我的？”这使他怒不可遏，“在我们一次见面时，他竟然激动地扬言要动手！”（见《香港商报》，同上）不过，尽管徐景安后来认为“张维迎的要害，是贪功己有，学术造假”，还是不妨碍张维迎在这几天刚发表的文章中称，“徐景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我提出的‘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他点到了要害！”（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

在张维迎原稿的万字长文中，重点批判调价的问题和缺陷，集中讨论“放”的必要性。35年后的今天，粗看起来，其中讨论保持计划内牌价不动、计划外价格可以放开这几百字的论述部分，与后来推行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是有相像之处。

那么，张维迎的原稿与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及中央采纳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基本不同呢？对照一下，至少有三大区别：

第一，是张维迎的“放就是双轨制”，还是莫干山会议的“调放结合”才是真双轨制？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是“放调结合”或徐景安在会议纪要中用的“调放结合”。所谓双轨制是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动态双轨，而不是建议去搞领导们从来极为敏感的双轨价格。莫干山提出的放调结合，放和调都是手段，同等重要。调既不是张维迎文稿中可有可无的“或”，也不是张维迎说的调与放是市场价格还是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真正分歧”。

如高粱回忆，莫干山会议宏观组讨论价格改革的第一天他曾去听会，一个来自国家计委的参会青年代表表示，价格改革的思路不能越出国家计划经济为主的框架，结果马上引起大家一片嗤笑而说不下去了。可见参会的中青年学者在改革目标模式上并无大的分歧，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过渡方式，而双轨制本来也是过渡方式而非目标模式。

现在张维迎说“双轨制的核心是放，逐步地放”、“直到放完为止”，这说明他到今天也没明白莫干山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在计划经济还占主导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差异和各方阻力都很大的时候，怎样寻求既市场化导向，同时政府可控、各方面都能接受承受的稳妥过渡方式。就是一个放、放完为止的主张，听起来爽快，但即便是今天也很难被政府听进去和简单采纳。

在35年之前，那也自然更会被认为是一种幼稚冒进的主张而被边缘化。张维迎现在强调，“放就是双轨制”，“调放结合不是双轨制”（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这恰恰反映了张维迎个人与莫干山会议主流意见一直以来的根本分歧。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张维迎今天自己怎么定义和把水搅浑，而在于莫干山会议达成的共识和报告上写的不是他所说的放直到放完为止，而是调放结合。中央采纳的更不是他的放和放完为止的所谓双轨制。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批示“很有价值”的是莫干山会议提出的“调放结合”两种思路。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仍然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上《新闻联播》发布关于价格改革长篇电视讲话，宣布“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生产资料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才被通俗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正式实施。但应当指出，中央采纳的价格改革方针，就是放调结合，本身并没有双轨制的提法。生产资料价格的放调结合改革推出后，消费品物价出现了一定的波动。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表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

现在张维迎反复强调，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这一点其实从来无人反对，因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国家已经几乎每年都在逐渐放开一些重要产品的流通及价格，“放”本身并没什么首创。真正首创的是莫干山会议提出又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如果调放结合不是双轨制，那张维迎“放就是双轨制价格”的文章无论写在什么时候，与中国改革有什么关系？张维迎之所以冒这么大险，凭空编造一个“说服了莫干山会议上的大多数人”的谎言，这样做还不是要证明他文章的思想指导了中国价格改革吗？

实际上，无论称调放结合还是放调结合，缺了哪一轨都不成其为双轨。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在计划统配物资占据大多数的时候，放出少量物资的所谓市场价，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场价，而只能是扭曲的边际高价。这个边际价格既难合理，也让当时的经济格局所无法承受。这个价格的作用只是可以为计划价格的调整提供某种动力和参照。只有随着放调结合的不断推进，经过几个调放周期，计划牌价不断上升，市价逐步回落，这时的价格才能向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场价归一。这一点已经被当时论述放调结合双轨制道路的文章所阐述。

价格改革的历史发展也正是这样：在1985年之前，国家以调价为主。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国家除了对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几乎每年都不断调整价格以外，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不断调整。从1979年4月调整统配煤炭的价格开始，国家陆续对国内成品油、电价、生铁、焦炭、钢铁产品等分步进行价格调整。但这阶段一方面调的力度受到各种因素掣肘，另一方面放开的步子也比较小。从1985年初中央明确了实施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方针起，放的步伐迅速加快，调的配合则相对落后，结果市场中混乱和腐败现象急剧增加，导致各方面对价格双轨制改革批评压力极大。这也是导致1988年国家领导人又突然决定强行价格闯关的重要原因。但更大规模放开价格的决策催生了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刺激了全国性的抢购潮，最终导致闯关失败、改革受挫、社会情绪逆转。这样1989年后放又处于相对停滞状况。

但正是由于1990年代初国家利用市场疲软，几次大幅度调高了生产资料计划价格，使牌价、市价接近。到1992年小平南巡，价格再放开，就无震动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并轨，似乎一下子就解决了过去人们认为风险极高的改革。因此回顾历史、总结起来看，放调结合的改革思路之所以为中央采纳，并能在改革开放早期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价格改革，就是因为它符合了国情，既能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又能发挥政府的调节引导和促进作用，这才是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精髓，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特色，而这恰恰是张维迎至今既不理解也不赞同的。

第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是采取张维迎原稿中主张的“先调后放”，还是莫干山会议主张的“先放后调”？

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北大国发院再次出面召开“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张维迎这次在自己研讨会上反复强调:“我也不是绝对反对‘调’。事实上，对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如何解决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我的主张就是‘先调后放’。这在原文中写得很清楚（原文第14页）”（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

张维迎的这个话今天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放回到35年前的莫干山会议和当年的特定改革环境中，就正好错了。须知当年价格改革中央要解决的硬骨头和攻坚战，不是张维迎在文稿中谈的消费品与一般工业品，而是生产资料。所谓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恰恰就是生产资料。

故而在莫干山之后，1985年1月国家放开的就是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在1980年代更通行的说法就是叫“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因此，徐景安执笔的主报告开头就直接论述，对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短线工业品的价格有两个思路，即“先调后放与先放后调”。田源、华生写的两个附件，也都一致分析，要从牌市价差距大的生产资料价格上寻求突破，所谓“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当前制约经济的关键是工业品出厂价，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人们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已经统一（见莫干山会议纪要，价格改革建议之二）。

由于田源从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带来了中央认为吸取苏联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因此他判断：当前是中国价格改革黄金时期，而且他介绍的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反复测算的方案也主要在生产资料价格调整的影响方面，因为当时生产资料牌市价格不仅差价极大，往往达到数倍，而且投入产出链长，任何调整都会引起连锁反应，相关利益调整难度大，市场风险高，财政负担重，从而使中央上层难以下决心。

因此由于田源的介绍和引导，宏观组的讨论一下子就高度集中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如何启动上（可见张维迎贬低田源的作用，他用所谓田源的错误观点来反衬和抬高自己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人们须知：正确地提出和研究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按张维迎文稿与他今天仍然强调的思路，对生产资料这样牌市价差价很大的产品，要“先调后放”。但这样一来，他就和田源先调的主张完全相同，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在莫干山会上田源先调为主的意见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占了上风的情况下，张维迎当然就根本不提他有什么文章，更避讳他文章中也主张对差价大的产品价格先调后放的观点。这样不仅压根不提调了，而且大批特批调价，变成彻头彻尾的放派。这才是为什么张维迎当时不在会上当场拿出不绝对排斥调的双轨制文章、让第三种观点的辩论对手闭嘴下台的真正原因。

35年之后，张维迎抹去当年实质是讨论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改革的背景，抹去他当年在会上看到了自己文稿中主张的错误，为避免与调派相同的先调而不提他的文章，现在又利用时间久远，人们已记忆模糊，回过来再援引他文稿中对差价大产品的先调，说他也不排斥调，以便与莫干山会议的放调结合鱼目混珠，这真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

由此可见，张维迎文稿中唯一肯定调的地方是错的，而他在会上对放的论述，虽然对莫干山会议的思路碰撞与辩论有相当贡献，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思路，则根本不被会议所接受。所以，张维迎35年后首次网上公开的文章扫描件，不是证明了他价格改革思路早于莫干山会议或其提出内容高于莫干山会议解决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集体智慧，而是显露出了他早期认识的混乱和误区。

第三，中央选择的“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是张维迎文稿中的主张，还是莫干山会议的建议？

张维迎在他文章的研讨会上说，“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价格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他说：“这实际上就是‘哈耶克说的演化主义之路’。”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可以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当然就包括市场价格。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市场价格和政府放开部分计划外产品搞市场价格，就都有许多讨论。如早在1981年6月何建章、张卓元就在《财贸经济》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与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文，提出“在价格管理上实行统一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议价”。

至于中国双轨制价格的产生，并不是什么自发秩序的演化，而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结果。中国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更非张维迎所说的“自发产生”，而是国家的发展与改革政策的产物。不仅中国的农副产品从来不同程度地被允许在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上自由定价交易。工业品则从1970年代乡镇企业（最初叫社队企业）的兴起也普遍出现计划外市场价格（张维迎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1980年代后期实行的双轨制，是时空和因果颠倒）。

此外，国务院于1979年7月下发《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其中首次允许国有企业对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享有自销权。这开创了工业品流通的双轨制的局面。国家批准的计划外的生产资料按市场价格放开销售则不晚于1981年。那一年经过国家多部门研究论证、中央领导拍板后，国务院就批准石油部在完成1亿吨产量包干政策外，超产部分可放开按国际市场油价在国内销售，开创了真正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先河。

1983年，国家进一步允许部分石油产品“以出顶进”，放开部分成品油定价，允许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价在国内销售。1984年5月，在国务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相关决定中，又允许工业企业超计划的产品统统可以加价20%销售。所以，在1984年之前的好几年中，相关政府机关物价部门和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对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外产品的价格如何改和放，各种改和放的办法可能引起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讨论。

这其中就包括长期担任物价部门领导工作的马凯研究过的双渠价格等。如果也像张维迎这样以内部参考资料来证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发明权，那么把这些关于放开超产价格的改革措施的相关讨论论证和内部文件拿出来，可以申请发明权的各种内部资料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的秘书孔丹说: “不要片面夸大青年学者作用，这其实是国家上下各方面多年的努力，是改革走到这一步的大势所趋。”

张维迎提出的以“放”来推行价格改革的思路，在会前未引起什么关注，在莫干山会上又不被大家认同。会议大多数人形成共识的是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双轨制推进，具体体现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问题上，就是先放后调、以放促调，这样循环往复通过五六年时间和几个调放周期，最终完成价格改革的思路。这种把放和调结合起来自觉地作为价格改革的主要道路，确实是莫干山会议的首创，充分体现了莫干山会议通过精心筹备设计，有引导地组织中青年学人聚焦讨论、辩论、集思广益的集体智慧结晶。正是这个放调结合、双轨推进价格改革的思路，为中央领导的思考决策提供了启发，坚定了决心，即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不走国际上公认的一揽子闯关的高风险道路，而可以走一个有自己实践初步验证、风险可控和政府能够调节操作的渐进过渡道路。

因此，令人不解的是，张维迎几十年后拿出的这篇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写成的内部文章，在绝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自己也曾认同经济学界数百人民主投票结果、当众领完奖近十年之后，突然出来大张旗鼓地高调翻案，杜撰一个自己的思想主导了莫干山会议、进而变为中央决策的历史，甚至在35年后用一个内部参考资料来偷换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内涵，贬低那个时代包括莫干山会议的集体贡献，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其实既无作用也极不明智，令人匪夷所思。

三

价格双轨制如何发展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双轨渐进道路

放调结合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按会议纪要“价格改革建议之二”的分析， “预计通过五六年时间（物价总水平上升30%-40%）可以同时平稳地完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结果由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波动调整，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花了8年时间大体完成。 应当说这对于40年改革开放的整体历程来说，也只是其中一个章节。

张维迎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即便在授予价格双轨制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他的名字按大家民主投票的结果排到了后面，本来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后来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将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推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转型，并进而深入去研究在如所有制、土地制度、金融市场等一些主要领域如何继续推进双轨制改革，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

1980年代末张维迎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如能把中国双轨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一步学术化，在国际领先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介绍中国的双轨制，特别是1990年代初回国后再利用他长期在北京大学这个学术殿堂的独特优势条件，将双轨制转型变迁理论化、模型化、系统化，那么他今天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国双轨制大家，也是顺理成章。甚至因此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也并非绝无可能。

这就如产权理论的最初几篇开拓性的重要文章，都是格罗斯曼打头、哈特在后完成的。但后来格罗斯曼离开学术界后，哈特在这方面继续研究推进，形成了更为完整的产权理论体系，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只授予了哈特。因此，所谓诺贝尔奖只授予原创者的说法，并不全面准确。

然而，张维迎的选择恰恰相反。本来莫干山会议上中青年人的建议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国改革的实践，而且按张维迎的说法是他的思想主导了这一切。那么经过莫干山会议这场大辩论，张维迎当然应当更加意气风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的双轨制思想，再发表一大批更成熟的论著，这样他也就用不着在很多年后拼命在他早期的一篇存在明显矛盾和缺陷的不成熟文稿上无限拔高放大。

实际情况却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没有接受他放的思路之后，就把他自己今天这么高估看重的价格双轨制抛到一边，在这个题目上从此再无新研究和新文章。对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市场混乱和腐败问题，张维迎像局外人一样，既不回答解释，也不提供解决办法和建议。面对后来一段时间社会上潮水般的批评责难，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别人被围攻，自己躲得像没事人一样。对双轨渐进的改革如何从价格领域推向整体改革，更是毫无兴趣。

而且从1990年代开始，还沿着“放”、“放完为止”的单轨化思维越走越远。应当说，作为一种学术信仰和观点，人们可以尊重张维迎教授自己的选择。但是说张维迎这几十年来一脉相承的、在西方国家都不可行的极端“放”派思想就是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这就太不真实了。

应当指出，坚持改革开放和诚实学习的态度，同时立足于国情，努力探索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学者们，才是真正为数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主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如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并不是仅仅由于后来被国务院采纳而出名的价格双轨制，而是包括农村改革发展、对外开放、股份制改革探索，乃至金融市场如何建立发展等多方面的重要成果，也包括一大批各方面人才。莫干山会议刚结束， 198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受到莫干山会议成功的鼓舞、激励，还联名上书国务院总理，提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的建议。国务院领导随后做了“制定改革总体规划有益无害”的批示。

1986年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形成了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等为代表的团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价格、税收、财政等方面政策联动的总体实施方案。他们的持续研究和整体改革思路对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有影响的大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在1985年9月2日至7日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史称“巴山轮”会议。《经济研究》杂志在同年第12期发表了刘国光、张卓元主持，戴园晨等初稿执笔的文章《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

文章中指出，尽管包括与会的国际专家依据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比较推崇“一揽子”改革方式，但“经过几年的讨论和实践，从中国地广人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发展又极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出发，大家达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走‘渐进式’加‘小配套’的道路，即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分阶段的，而每个阶段的改革则要在相互联系的方面配套进行”。“在改革采取逐步推进方式的情况下，双重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如何正确对待双重体制，在运用双重体制减轻改革前进中的震荡时，避免和减轻双重体制的弊端，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可见，当时中国的顶尖经济学家们已经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收国际上权威专家们的意见，其对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

1985年的另外一个重要报告，涉及到被张维迎从莫干山会议上一笔抹去而不存在的华生等人。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华生、何家成又与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合作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后分两期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走上的双轨制渐进道路，受到国内外很多人所谓“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的批评质疑，但是这条道路符合国情，“对于一个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绝对必要”。 “双轨制的普遍意义不限于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 “价格放开不等于市场形成”。政府对市场组织包括启动“金融改革和外汇市场的双轨制改革肯定也是大势所趋”。今后“国家的指导意图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与大企业、大企业集团的协调来实现。由此推知，双轨制的消亡不仅有赖于价格体系的合理化，而且有赖于能够完全取代国家调拨系统的市场联系（包括大企业、企业集团之内的稳定通道和期货市场的形成）”。 “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稳定系统中实现”。 “双轨制提供了这种形式，这就是它的历史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应当说，这个报告对中国走上双轨制过渡独特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说明。

果然，这份报告1985年经国家体改部门内部刊登后，引起了国务院领导们的高度关注。1986年4月，华生在火车专列会议上向国务院领导们与随行部长们做了两次汇报。第一次汇报重点在整体改革如何全面双轨推进上。第二次汇报经济运行体制转换必须重新构造微观基础，除“推动多种所有制成份的混合发展，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以外，需要对国有经济大力改革，否则国有经济内部缺乏活力，则化公为私难阻， “必然造成收入悬殊和人心动荡”，最后使改革陷入困境。国有经济改革不是全盘私有化，而是“围绕着资产这个核心，重新构造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

报告建议撤销政府分行业管企业的各部、委、办、局，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和各级国资管理部门， “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是资产管理系统唯一的准则”。资管部门应竞聘企业家和经理人， “在经济活动领域的人事任免制度上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文中的许多具体设计，今天看起来不免粗陋幼稚，许多至今也没做到，但它确实为后来国资系统的创立和国有经济的改革绘制了一张没有先例的蓝图。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中国。中国的经济学家队伍也出现了分化，其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向实际经济部门特别是金融机构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从事理论、政策和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在学术上乃至社会政治取向上的分野也日益明显。就如本文作者与华生、罗小朋合作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中所说，随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落差的缩小，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别人的竞争对手，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国际空间会受到挤压。中国今后面临着从以双轨推进的经济改革引领整体改革，转向以双轨制推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引领整体改革的后两个阶段。这是“中国人下一个30年面临的真正挑战”。

但是应当说，尽管挑战越来越多元化了，经济学家们在国家经济政策乃至更多领域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和有广泛的影响。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从西方接受训练的新生代经济学人学成归国，大大加速了中国经济学家队伍的结构和知识更新。大批学有所成的归国学子，陆续担任了各主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职务。其中，如钱颖一和田国强等人在著名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工作，大力招聘海外经济学人才，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教学规范以及人才培养机制，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缩短了我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差距。

但是尽管如此，以我们在国内外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和了解来看，我们觉得，包括中国的双轨制在内的各种理论与政策应用，以及一些已经可以在西方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理论化视野和学术化的水平，还有待增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应当说，离国际前沿还是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繁荣，还需要长期艰苦扎实的努力。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并不需要以获得国际上的什么奖为目的。中国经济40年的腾飞已经令世界瞩目与震惊，只要能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只要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中国人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的古话说，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相信经过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体努力，中国经济学家能够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一天，应当不会很远。

最后应当指出，本文对张维迎教授对双轨制发明权的争夺及莫干山会议上所起作用的批评澄清，并不是要否定他的全部观点和研究贡献。前面指出，张维迎教授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也有自己的重要贡献。这些年来张维迎教授的许多入木三分的观点评论和执着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理念，无论别人是否都能同意，也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和理当得到保护的说话权利。古今中外都确有若干名人，其启发他人的言论和智慧，也与他们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行为相去甚远。这种情况当然难免令人惋惜遗憾。我们衷心的希望，张维迎教授能从这个他自己无端制造的虚妄之举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今后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转型，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简介

张学军：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处长，为1985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应当走全面双轨制转型道路，并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建议创设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

边勇壮：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8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价格研究室副主任、物资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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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