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也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仅有的两个唐朝人。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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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

南北朝时代，帝王、贵族左右文坛，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于是特别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发展繁荣起来。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对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组成，互相对称），看起来华丽整齐，内容却空洞无物。文风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对偶，拘于平仄，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反对骈文，说它“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云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反对骈文的上书却通篇是骈体）隋文帝也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就因文表华艳而得罪。但隋炀帝擅长骈文，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也当选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骈文。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骈文，即无仕进的可能，骈文的盛况可以想见。武周时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更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对立。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画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韩愈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是说学古道必须学古文，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在文体改革方面韩愈主张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强调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做到推陈出新。他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韩愈的古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传奇，皆所擅长，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立论鲜明，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于说服力，名著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均以发扬儒道为根本，虽有封建说教，但能针砭时弊，其中有些见解，至今仍可借鉴。其记叙文爱憎分明，抒情性强，有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的绘声绘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或叙或议，笔锋均带感情。对所写人物满腔同情，对社会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满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总之韩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如长江大河浩瀚千里。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善于锤炼词句，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他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如“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的。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反对片面追求词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造的首要条件，写出的作品在社会上应起“褒贬”和“讽喻”的作用，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他对古文运动的更大贡献是写出大量的名篇，在这方面取得了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说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记尤为出色。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所写山水景物生动逼真，细致精彩，呈现出如他自己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记》。他的寓言讽刺小品如《三戒》、《蝜蝂传》等简洁警策，含意深远，鞭笞世态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寻味。他的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往往通过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名篇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及《捕蛇者说》等。

在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由于韩愈的努力倡导，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众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为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至唐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写作蔚然极盛，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个观点，实质是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这里所说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过韩、柳的创作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的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并扩大了它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按其主张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它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后，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

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 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原因 六朝时期, 骈文鼎盛, 散文中衰。那种追求声律、对偶, 词藻华丽和句式整齐的形式主义风尚, 已成为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桎梏。 随著社会生活日益广阔和复杂, 文体改革的要求也就产生了。齐梁至隋, 不断有人反对骈文, 提倡古文。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 文体一变。天宝以后, 萧颖士、独孤及、柳冕等, 提倡儒学复古, 强调文学的讽谏和教化作用, 道统文学的理论渐趋成熟。 (2) 赖有力的人物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 柳宗元积极支持和声援韩愈。他们有明确的理论和文学作品, 又都热心奖掖后进, 社会的影响很大。 (3) 社会政治原因 安史之乱后, 唐室面临一连串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藩镇割据削弱了中央政权; 佛道两教势力的发展, 危害中央政权的利益, 韩愈提倡复古儒学, 希望借儒家思想来巩固唐室的统治, 与佛老对抗。 德宗、宪宗时, 社会又出现「中兴」现象。一部分关心国运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社会危机, 巩固唐室的统治, 积极从事政治改革, 要求文学自觉地为它服务。 唐代古文运动的经过 唐代提倡恢复写作古文, 并不始於韩愈。唐初陈子昂实肇其端, 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应匡之以「汉魏风骨」。子昂同时及稍后者, 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元结均倡和之。萧颖士、李华提出宗经、载道及尚简作为为文的主张。韩会和柳冕先后提出了文章教化作用的问题, 要求文章以儒家的道德去教育人们。韩会认为文章必须符合「圣人之情」, 才能「助教化」。柳冕也认为「文章本於教化」。独孤及则谓文章之表现形式应推崇两汉; 梁肃教人要敦古风; 元结则主张为文, 当以「救世劝俗」。上述诸人, 语气虽有轻重之别, 但其主旨均是鄙薄六朝文学之华靡, 建立一种切於实用的散文。穷其源必趋於复古, 论其用必合於教化。唯诸人在创作上成就不大, 未可逆转风气。 至贞元、元和年间, 韩愈、柳宗元崛起, 加入从事古文写作, 由於有理论, 有创作, 故有成就, 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附和者先后有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 韩愈之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 因此极不满意六朝以来之学风及文风, 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之儒家, 文体也回到朴实明畅之散体。又因为反对六朝文学中那种艳冶淫靡文风, 所以主张文学为贯道之器, 也就是要有内容。因文见道, 因道见文, 二者并重, 不容分开, 可见韩愈之主张是为道而作文, 而所讷道, 是指儒家之道。 韩愈虽复古, 其散文实际是革新。在古代散文之基础上, 创造发展, 形成一种富於逻辑与规范性之文体。韩愈主张作文「言必己出」,「务去陈言」, 学习古文「师其意不师其辞」, 反对剽窃, 强调语言之创造性, 又力求「文从字顺」, 这都很有意义。 韩愈有自信, 百折不回, 时人惧怕韩愈利用师徒关系, 传授古文, 竟然「群怪笑骂, 指甩牵引」。而韩愈独不顾流俗, 犯笑骂, 收召后学, 广收门徒。又善於宣传, 唐人李肇称:「韩愈引致后进, 为求科第, 多有投书请益者, 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扩大古文写作队伍, 遂形成声势浩大之社会运动。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有力的支持者和宣传者, 而其创作的散文, 成绩优美, 提供后学不少典范作品。柳宗元论文之意见, 与韩愈不尽相同, 韩立论过於重道, 柳则较为重文, 然在文体之反骈文与重散文此一点上, 两人却是一致。 柳虽好佛, 虽论文也主宗经, 而其思想范围则较广阔而深厚。柳氏虽一再以「明道」为言, 然而其对於道之解释, 较韩愈所说广泛得多。他觉得一面要在古书裏求圣人之道, 同时又要求其辞。求诸辞而遗其道固然不可, 只求诸道而遗其辞, 也是不可。柳宗元之道, 一是古人所讲之道德之道, 一是古人作文之艺术之道, 谓:「参《孟》、《荀》以畅其支, 参《庄》、《老》以肆其端, 参之《离骚》以致其幽, 参之太史以著其洁。」都是说作文之道。 由於韩、柳之理论宣传与努力创作, 朋友门生, 彼此呼应, 形成一个有力的散文运动。韩、柳以后, 继有皇甫湜、孙樵、刘蜕等提倡散文, 分为两派: 李翱强调「仁义之辞」对文章的决定性作用; 皇甫湜则提倡意新辞奇。同时, 晚唐士大夫消极颓废, 追求享乐, 於是形式华丽, 内容空虚的骈文重新泛滥。而已经丧失生命力的古文, 在骈文的冲击下, 便逐渐衰落下去。唐代古文运动因后继乏人, 亦告式微, 不如前盛。 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 韩、柳之古文运动, 最直接之影响, 是在平淡朴实的散文压倒六朝以来盛行之空虚华美之骈文, 令散文恢复传统地位。古文运动的成功, 产生了一种平淡朴实的新散文, 这种文体在叙事言情上自然远胜於骈文。人们以之著书立说, 甚至写景、叙事、抒情、言志。又因韩、柳诸人倾心於古文创作, 唐代之古文成绩昭著, 直至唐末韩、柳去世之后, 骈文方再度抬头。 唐代之古文运动亦推动其仿文学体裁之发展。诗人元稹、白居易之诗歌理论直接或间接受到古文运动之影响, 所作之社会诗, 反映现实, 不作无病之呻吟; 而唐代传奇亦因为此运动之副产品, 古文运动之功绩, 是文体之解放, 间接地促进传奇小说之发展。 韩愈强调儒学, 重视古文, 争取道统, 尝云:「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乃成为中国社会一千余年来道统文学之定论。贵古贱今之说, 尊圣宗经之论, 深入读书人之心中。经史一类之文章, 成为文学之正宗, 诗词、小说、戏曲等类的作品, 反为得不到应有的地位。 韩愈之说, 为道而学文, 为道而作文, 旨在打击六朝浮靡之文, 然而过於偏重文学之实际功用, 而忽略艺术之生命与美之价值。 然韩愈之理论, 颇有所偏, 重道尚古, 号召复古, 虽旨在於革新, 然容易给人错觉, 造成贵古贱今之观念。 总的来说, 古文运动的胜利, 使经史成为文学的五统。同时, 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 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 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古文运动, 其对散文的影响远及清代。

唐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南北朝时代，帝王、贵族左右文坛，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于是特别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发展繁荣起来。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对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组成，互相对称），看起来华丽整齐，内容却空洞无物。文风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对偶，拘于平仄，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反对骈文，说它“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云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反对骈文的上书却通篇是骈体）隋文帝也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就因文表华艳而得罪。但隋炀帝擅长骈文，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也当选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骈文。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骈文，即无仕进的可能，骈文的盛况可以想见。武周时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更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对立。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画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韩愈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是说学古道必须学古文，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在文体改革方面韩愈主张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强调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做到推陈出新。他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韩愈的古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传奇，皆所擅长，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立论鲜明，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于说服力，名著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均以发扬儒道为根本，虽有封建说教，但能针砭时弊，其中有些见解，至今仍可借鉴。其记叙文爱憎分明，抒情性强，有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的绘声绘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或叙或议，笔锋均带感情。对所写人物满腔同情，对社会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满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总之韩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如长江大河浩瀚千里。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善于锤炼词句，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他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如“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的。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反对片面追求词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造的首要条件，写出的作品在社会上应起“褒贬”和“讽喻”的作用，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他对古文运动的更大贡献是写出大量的名篇，在这方面取得了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说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记尤为出色。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所写山水景物生动逼真，细致精彩，呈现出如他自己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记》。他的寓言讽刺小品如《三戒》、《蝜蝂传》等简洁警策，含意深远，鞭笞世态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寻味。他的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往往通过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名篇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及《捕蛇者说》等。在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由于韩愈的努力倡导，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众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为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至唐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写作蔚然极盛，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个观点，实质是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这里所说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过韩、柳的创作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的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并扩大了它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按其主张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它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后，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