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数码产品利用互联网回收平台销赃
2020年11月，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郭某先后15次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以及多处商超行窃，其中盗窃的笔记本电脑16台，全部在“爱回收”平台销赃。
东莞一家公司的开发技术员谯某，多次以检测手机为由“借”手机，销赃后用赃款买彩票，截至案发之日共侵占手机99部。苏州一家公司仓库保管员程某，先后9次将保管的卡西欧相机、富士相机及富士镜头共14件偷走，通过当地的“爱回收”销赃。
北青-北京头条记者了解到，“爱回收”规定了回收物品必须身份登记，但执行过程中有监管漏洞。从实际判例看，犯罪嫌疑人销赃时可以通过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银行卡、手机号等蒙混过关。
2020年5月湖南汨罗市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王某先后4次作案，最多的一次从岳阳某营业厅手机柜台一次性窃得手机35部。王某供述，他的钱包里有6张身份证和多张银行卡，除了一张身份证是自己的，其余5张都是别人的。他用两个微信号在“爱回收”、“闪回收”等平台销赃。王某称，因担心公安机关通过销赃手机的去向抓到他，所以两个微信号的注册信息以及绑定的银行卡也都是以别人的名义弄的。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审结过一起类似案件。法院查明，被告人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山区、大兴区等地撬锁入室进入饭馆、商铺、手机营业厅等盗窃12起。
“爱回收”北京大兴区某门店的工作人员证实，该人曾先后三次通过爱回收该门店出售多部手机和电脑。该人的真实姓名是陈某胜，但爱回收店长范某证实，他提供的身份信息中的名字是“贾某舟”。
店长范某作证说，他曾询问手机来源，当时“贾某舟”自称是做笔记本维修的，顺便回收顾客的手机。“我问他，这么新的手机顾客为什么要卖？对方没回答，让我给他结账。”范某称，确认收货后，他用手机给对方打印交易编码，总部确认交易成功后，随即将钱款打入对方的微信钱包，整个过程里在门店和平台都未能做到有效监管和相应预警。
警方已察觉相关“苗头”手机无法解锁也被回收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副支队长杨燕峰在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在三支队打击的侵财类犯罪当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仍在沿用传统的销赃渠道，利用APP、无人看守柜台机进行销赃的情况尚不普遍，但是警方已经察觉到这样的苗头。
“我们现在已经跟一些提供二手物品交易业务的互联网公司进行了合作，针对网络出售的二手物品的来源如何筛查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杨燕峰说，其实不止是“爱回收”这样主要针对手机回收业务的互联网平台，其他一些经营二手业务、年轻人使用频率很高的网站，在给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都有可能出现一些漏洞。
丰台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张磊也曾办理过此类案件。2018年初，嫌疑人王某通过网络将盗窃来的11部手机陆续卖给了两家网络回收平台。他通过邮寄回收的方式预约了快递公司，将手机寄到平台的指定地址，但因其偷来的手机大多有屏幕锁，王某无法向平台提供解锁方式，最终这些手机被以极低的价格回收。
张磊表示，以往的案件中，收购这些盗赃物的多是一些销售二手电子产品的店铺，如果店主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仍然收购，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随着公安机关侦破技术的不断升级，嫌疑人开始尝试转向遗留痕迹更少的线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络方式销赃，线上平台可以通过快递完成寄递。
张磊称，线上销售渠道使得嫌疑人更加容易隐蔽自己，如果回收平台监管松懈，便可能使得来路不明的手机轻易被不法分子销售获利。
专家：平台应有相应监管机制建立赃物可追回制度
北京-北京头条记者注意到，2019年1月1日起，《电子商务法》已施行，电子商务平台应对其平台内存在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管，对涉及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采取必要措施，特别是对于平台上存在的一些可能牵扯到刑事犯罪的交易行为着重进行监督，配合执法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整治。
其次，是建立赃物可追回制度，存储相关交易信息，留存清晰的图片，便于追查赃物。为了加强治理，还可以对一些不正常的、高度怀疑的交易活动进行抽样核查。
此外，还可以建立提醒制度，可以发动群众，群众可以揭发违法犯罪活动，如果卖家发现是销赃，卖家也可以投诉，对他们进行追查。
实习生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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