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冬天——破碎的中东大地

张帆："阿拉伯之春"后中东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

中东间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由来已久。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形成两大相互竞争的集团：一个是由以色列、约旦、埃及和海湾君主国组成的所谓“温和阵营”；另一个则是由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以及中东各色“圣战”团体所代表的“抵抗阵营”。地缘政治竞争和逊尼—什叶教派冲突是推动两大集团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动力。

“阿拉伯之春”前后，“温和阵营”内部出现分裂，卡塔尔和土耳其所代表的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独树一帜，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第三种势力”。席卷该地区的民众抗议运动以及日趋活跃的伊斯兰政党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出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的崛起。在当今中东地缘政治竞争中，卡塔尔和土耳其所代表的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不仅与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抵抗阵营”争夺影响力，而且与“温和阵营”中的沙特等海湾君主国较劲。[1]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复杂。处于转型中的埃及以及深陷内战的叙利亚，成为最近一轮争夺中东地区影响力的竞技场。日趋复杂的争夺地区影响力竞争的原因中东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复杂，源于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教派冲突日趋激化。逊尼—什叶冲突是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阿拉伯之春”后，海湾逊尼派君主国夸大伊朗对这些内部什叶派的支持，并据此出兵巴林，帮助巴林逊尼派政权镇压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巴林国内民众抗议活动引发的乱局被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演绎为逊尼—什叶教派冲突；与此同时，沙特和伊朗积极干预叙利亚内战，支持各自的代理人，使逊尼—什叶教派冲突进一步激化。教派冲突的激化导致中东地缘政治日益呈现沿逊尼—什叶或“温和阵营”—“抵抗阵营”分裂的极化趋势。

二是“阿拉伯之春”后，温和阵营内部分裂加剧。争执和冲突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该地区日益兴起的伊斯兰政党。土耳其和卡塔尔倡导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积极支持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等海湾君主国则强调维持现状，将伊斯兰政党视为对其政权的严重威胁。双方为影响埃及国内政治进程而进行的竞争，使“温和阵营”内部的分裂日益明显和加深。

三是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加剧了中东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在中东有关看来，奥巴马政府相对低调的中东政策及美国政府有关亚太“再平衡”和“能源独立”的言论，意味着美国将逐步减少其在中东的义务。此类认识促使中东，尤其是沙特，在批评美国政策的同时，加紧按自己的意愿塑造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从而使中东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更加激烈。

争夺地区影响力的角逐者角逐最近这轮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包括主张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的土耳其和卡塔尔；以沙特为首的主张维持现状的海湾君主国；以及代表“抵抗阵营”的伊朗。这些力图运用各自拥有的软硬实力工具，影响或塑造“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但谁都难以在这场角逐中脱颖而出，在该地区居主导地位。

一、土耳其：地区影响力不升反降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以“战略深度”外交思想为基础，在中东地区实行睦邻政策，以与邻国的“零问题”原则取代“零和”思维。“零问题”政策不仅要求土耳其妥善处理与邻国的争端，还需要积极调停、斡旋中东地区的争端或冲突，为自身塑造一个和平的地区环境，并以此提升其地区影响力。

在“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巨变之前，土耳其的和平外交在调停2006年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和2008年加沙冲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其在该地区赢得了一定声誉。土耳其在积极提升地区影响力的同时，还极力通过外交活动，抵消或限制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土耳其就伊朗核问题提出不同于美西方的解决方案，此举不仅在于显示土耳其外交的独立性，也在于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的扩张。埃尔多安政府还一度试图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借此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为实现提升其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造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使其成为中东各国效仿的样板。埃尔多安政府在中东地区极力宣传土耳其在伊斯兰政党领导下的自由政治制度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以此增强土耳其在中东的吸引力。埃尔多安政府在中东的外交攻势取得了一定成效。“阿拉伯之春”开始后，埃及穆兄会和其他伊斯兰政党以及从事民众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纷纷视土耳其为未来效仿的对象，该地区的商界领导人也为土耳其的经济模式所吸引。

但土耳其过高估计了自身的软实力，低估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遗留的阴影。“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并未取得实质成效。就埃及国内政治进程和叙利亚内战而言，土耳其的影响力极其有限。2013年7月埃及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地位进一步发生动摇。埃尔多安政府对穆兄会的支持不仅使安卡拉与埃及新政府难以建立良好关系，而且与支持此次政变的沙特和阿联酋的关系也急剧恶化。[2]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动荡严重损害了埃尔多安政府打造的“土耳其模式”，导致其地区吸引力严重下降。

二、卡塔尔：地区影响力暂受限制

与土耳其一样，卡塔尔也是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其提升地区影响力的主要路径也是通过调停、斡旋中东地区冲突，树立其声望。此外，卡塔尔公开号召和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革，以显示相对于其他海湾君主国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所有这些使海湾小国卡塔尔赢得了一定地区影响力。

在“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后，卡塔尔积极支持各色伊斯兰政党，并试图对埃及国内政治进程和叙利亚内战走向施加影响。卡塔尔向活跃于叙境外的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并向叙国内极端组织提供武器。在埃及，卡塔尔是穆兄会的坚定支持者。2013年7月埃及国内政变后，卡塔尔的这一立场为其带来负面效应，其以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倡导者身份影响地区政治走向的努力，遭遇严重挫折。

沙特和阿联酋通过支持2013年7月埃及政变，挫败了卡塔尔试图影响埃及国内政治转型的计划，严重打击了卡塔尔近年在中东地区树立起来的威望。沙特和阿联酋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对卡塔尔施加压力。2014年3月，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宣布召回其驻多哈大使，以抗议卡塔尔拒绝执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相关协议，即海合会成员国不得庇护那些将会给另一成员国造成危害的个人或团体。“阿拉伯之春”后，沙特、阿联酋等主张维持现状的海合会成员国强化对其国内穆兄会的打压，而同为海合会成员国的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和其他伊斯兰政党，并对逃离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的穆兄会成员给予庇护。[3]

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召回其驻多哈大使的决定，实际上是对卡塔尔庇护穆兄会成员的反应，此举进一步加剧了“温和阵营”内部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与维持现状派之间的矛盾。

“阿拉伯之春”后，尤其是埃及2013年7月政变后，卡塔尔在中东竞争地区影响力的努力遭遇沙特等国的遏制。最近有关卡塔尔通过贿赂获得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的报道，会进一步损害卡塔尔的形象。但卡塔尔通过金钱和半岛电视台增强地区影响力的政策并未发生变化，卡塔尔仍然是中东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可忽略的一员。

三、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努力遭遇挫折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将伊朗影响力投放到波斯湾西岸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是伊朗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改善。德黑兰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在伊拉克和其他海湾扩展自身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伊朗在这一时期巩固了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建立起所谓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并通过支持哈马斯抵抗以色列的斗争，为自己在阿拉伯民众中赢得一定声誉。在2006年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冲突中，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表现出色，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达到迄今为止的更高点。

2011年后，伊朗试图利用“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乱局，进一步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但事与愿违，其努力遭遇了挫折。首先，“阿拉伯之春”后，德黑兰极力将席卷大半个中东的民众抗议活动描述为“伊斯兰觉醒”，试图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主导该地区未来走向。但从“阿拉伯之春”的进程和相关结果看，伊朗的神权统治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其所预期的吸引力；其次，叙利亚陷入内战后，伊朗所借助的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难以发挥原有的作用，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不仅消耗了伊朗大量资源，而且激起了一部分阿拉伯民众对伊朗的反感；最后，以沙特为首的主张维持现状的海湾君主国以镇压巴林国内民众抗议活动为契机，进一步限制伊朗在海湾地区利用他国什叶派扩大其影响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为解决伊朗核问题而对伊朗施加的各种制裁逐步产生效力，伊朗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日益严重。2013年8月上台执政的鲁哈尼政府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应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在伊核问题上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尽管如此，伊朗并未放弃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扩展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仍然是角逐中东地区影响力的竞争者。

四、沙特阿拉伯：在竞争中逐渐得势

长期以来沙特对中东地区事务具有较大影响力，这源于其伊斯兰教“圣地”保护者身份以及在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美国长期稳定而牢靠的盟国关系也是沙特借以发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筹码。不过，近年来，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遭遇了一系列挑战。

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直至2011年初中东民众抗议运动爆发，沙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处于相对下降趋势。埃及穆巴拉克总统的下台进一步加剧了沙特王室政权的孤立感。此后，沙特决定独立或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海湾，重树其地区影响力。在巴林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后，沙特更多地从教派冲突角度看待巴林国内局势发展。沙特认为，巴林民众抗议活动是伊朗在什叶派民众中扩大其影响的结果，如果听任巴林什叶派民众推翻该国的逊尼派统治，无疑会进一步增强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以此认识为基础，沙特果断地以海合会名义出兵巴林，帮助巴林逊尼派政权镇压该国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沙特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活动，为反对派提供资金和武器。沙特积极干预叙利亚内战的目的主要是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在埃及2013年7月政变中，沙特联合阿联酋和科威特，支持埃及军方对穆兄会的镇压，通过此举大大降低了土耳其和卡塔尔对埃及政治进程的影响，并对政变后上台的埃及政府给予大量援助。通过上述活动，沙特逆转了其地区影响力下滑的趋势，并在中东地缘政治竞争中，尤其是在事关埃及政治进程的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技场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主要在埃及和叙利亚展开。埃及转型和叙利亚内战充满不确定性，而有关的干预和竞争使这两国的局势更为动荡。中东主要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角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自目前在这场地缘政治竞争中所处的相对地位。

一、在埃及的竞争：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维持现状国”取得优势

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后，土耳其一度试图利用其发展模式、经济实力以及正义与发展党和穆兄会的密切关系，将埃及纳入土耳其所希望的发展轨道。但埃及方面只对来自土耳其的投资感兴趣，并不希望与土耳其建立更密切的战略关系。2013年7月埃及政变后，土埃关系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影响埃及国内政治进程的努力也基本停顿下来。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伊朗也试图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埃及。伊朗军舰借道苏伊士运河，而两国决策人士也开始公开谈论埃伊关系正常化的可能。2012年8月，时任埃及总统穆尔西访问德黑兰，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伊朗总统内贾德则于2013年2月访问埃及，参加在开罗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埃及国内经济局势急剧恶化，德黑兰主动向开罗提议，向后者提供其急需的燃料。但德黑兰在埃及扩展影响力的意图遭到埃及军方和埃及国内各色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抵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4]

在穆尔西执政时期，卡塔尔曾着手向埃及提供50亿美元援助。[5]加上多哈持有的逊尼伊斯兰平民主义倡导者身份，卡塔尔在穆尔西时期的埃及建立起了较大影响力。但多哈的相关政策在中东和埃及国内给人的印象是卡塔尔只关注穆兄会而非更为广泛的埃及民众。因此，2013年7月埃及政变后，埃及国内民众对卡塔尔在其境内的活动持反感态度。穆尔西政权垮台后，卡塔尔在埃及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其地区威望也遭受重创。2013年7月埃及政变后，沙特也趁机扩展其在埃及的影响力。沙特联合阿联酋和科威特，向埃及新政府提供120亿美元援助。[6]

此举不仅在于为埃及经济注入活力，也旨在影响埃及的政治进程。穆尔西政府与德黑兰的接近使沙特日益担心伊朗影响力在埃及的扩张。与此同时，埃及穆兄会与卡塔尔的密切关系使沙特在“温和阵营”内部与卡塔尔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沙特联合其他海湾君主国支持埃及2013年7月政变并借机影响此后埃及国内局势发展，此举是沙特在地区范围内削弱卡塔尔和伊朗影响力的缩影。进入2014年后，沙特进一步扩展在埃及的影响力，宣称为埃及新政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用以从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7]2013年7月以来，沙特成为在埃及更具影响力的中东。

二、在叙利亚的竞争：伊朗与沙特、卡塔尔的角逐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试图故伎重演，以外交斡旋和调停解决危机，借此提升其地区影响力。在以外交手段迫使阿萨德政权下台未果后，随着叙利亚危机演变为内战，土耳其也卷入其中。此时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主要旨在遏制伊朗的影响，支持伊斯兰极端好战分子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但土耳其无法统一其支持的各色反对派武装，并因支持各色伊斯兰主义者而加剧了与沙特等海湾君主国的矛盾。叙利亚危机及随后的内战充分暴露了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的局限性。

沙特与卡塔尔在争夺中东地区影响力时存在竞争关系，但两国对叙利亚内战的干预却有着相同的目标，即推翻阿萨德政权，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它们致力于支持“叙利亚全国联盟”和“叙利亚之友”，但同时以资金和武器支持与叙政府军作战的各色武装团体。沙特和卡塔尔涉足叙利亚内战的细微差别在于，与沙特相比，卡塔尔支持的武装团体更为极端、好战。

沙特和卡塔尔在叙利亚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伊朗。在伊朗看来，维持和巩固阿萨德政权事关其至关重要的利益。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是德黑兰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发挥其影响力的重要支柱，阿萨德政权的垮台意味着伊朗将失去叙利亚这一重要盟友，而在失去叙利亚之后，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援助也难以有效实施。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便意味着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的崩溃。因此，德黑兰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形势发生有利于叙政府军的转变后，从2014年1月开始，伊朗加大了对叙政府军事援助的力度。从战场形势看，在伊朗与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就影响叙利亚内战走向展开的竞争中，伊朗目前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阿拉伯之春”以来，在中东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叙利亚，土耳其近年来积累起来的地区影响力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加上国内政局原因，土耳其一时难以在这场竞争中有所作为。沙特和伊朗分别在埃及和叙利亚得分较多，卡塔尔在埃及遭遇重创，但并未放弃提升其地区影响力的抱负，且握有一定的软硬实力工具。沙特、伊朗和卡塔尔等中东近期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4年第10期

王炎：现代中东的形成与冲突的源起

火柴迸发火焰，摇曳着烧向手指。火苗燃尽，镜头渐隐，画面跳切一抹晨曦，广袤沙漠的边际上喷薄欲出。镜片的屈光看似热气升腾，背景由殷红渐褪至橙色，霞光铺洒沙丘绵延。大漠与晴空之间，隐约两人的剪影，寥寂地骑行驼背，缓缓踏入一轮旭日。音乐响起，镜头拉近，一人身穿阿拉伯长袍，是贝都因向导，一人英军戎装。这是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一段场景，壮美而抒情。一九一六年十月，T. E. 劳伦斯从开罗出发，穿越大漠到瓦迪萨弗拉（Wadi Safra，今沙特），拜会费萨尔王子，此行成就他的阿拉伯传奇。为确保高清画面的质感，导演大卫?里恩用七十毫米彩色胶片，而非通常的三十五毫米，架起当时属实验性的 Super-Panavision 70摄影机，长焦球面镜头捕捉风卷沙丘、两粒驼影蠕行广漠的晨光蜃景。一部史诗，一个人的灼日苦旅，揭开宏大历史冰山的一角，通向现代中东的诞生。

一

在开罗的英国陆军部有位世故的外交官，举荐劳伦斯去汉志（今沙特西），去了解起义的阿拉伯人有何抱负，说：“世上只有贝都因人和上帝能在沙漠里找到乐趣，对一般人，沙漠是烈火炼狱。”劳伦斯回答“会有趣的”，便是划火柴的特写镜头。这是大卫?里恩的伎俩，塑造最拿手的人物类型：外表文弱而内心刚毅，日瓦戈医生、皮普、阿齐兹医生莫不如此。而历史上的劳伦斯乃中东专家，无须指点。上牛津大学时，便只身穿越大漠，考察十字军城堡，徒步叙利亚、巴勒斯坦（今以色列）一千七百多公里。毕业后为大英博物馆考古挖掘，走遍阿拉伯，稔熟各地方言风俗，对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巴勒斯坦的地理地貌了然于胸。

“一战”前夕，他名义上为巴勒斯坦地理基金会勘测西奈半岛，实际受命英陆军作战部，考察奥斯曼从西奈攻打苏伊士运河的可行性。这次业余间谍，让他熟悉了军事侦察技术，大战一爆发，他即刻志愿参军。而奥斯曼帝国果真加入德奥同盟，以前考古的地区遂成敌后。一个冷僻的专业，大英帝国却视作珍稀资源，劳伦斯被派往开罗参谋部地理处任中尉。他性耽翰墨，落落寡合。军官们的印象是他邋遢轻佻，恃才兀傲，嬉皮做派。但案头工作很出彩，琐碎的地理勘测，经他之手，读来如身临其境。土耳其军官的情报，经他生花妙笔，栩栩如生，仪容动静跃然纸上。他的报告在开罗与伦敦之间反复传阅，做文学赏读，给朝九晚七的机关生活平添生趣。刻薄的史家评价劳伦斯：虽然名噪一时，历史功绩却乏善可陈，只凭器识文章——自传《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1926），才笔妙天下。

且不论功过是非，只读一下他的实地观察，也佩服在与阿拉伯人摸爬滚打多年后，他能言常人之所难言：

闪米特人（阿拉伯和犹太人）是自由的，因极度匮乏反而失却物欲的镣铐。其思想非黑即白，不容灰色与暧昧，易走极端，偏执而不妥协，且不守规则。如此思维发展不出系统性的哲学，也难创作深邃的艺术，但抽象艺术很发达；虽不能造就现代工业，信仰却执著一贯。闪族的巨匠对观念直觉超群，输出三大世界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改变整个世界，而留在沙漠给自己的，却是外人难以理解的信仰。（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p. 17）

西方文明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犹太教进入古罗马而衍生出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沙漠上又孕育出伊斯兰教。我们如今谈文明冲突，有意无意间指教义纷争，而劳伦斯身处文化与种族犬牙差互的中东，提醒我们：地理环境对信仰的塑造，或胜过宗教经典，沙漠让人对自我与世界，徒生别样的认知。

二

里恩曾走访约旦、西班牙、摩洛哥和加利福尼亚，精选“理想沙漠”，以演绎劳伦斯的阿拉伯。那场初会费萨尔的戏，摄于约旦的Wadi Rum，乃实景。劳伦斯曾转战于此，爆炸破坏汉志铁路。Wadi（山谷）Rum（高耸之意）因劳伦斯而成景区。其实，约旦人不喜欢这部电影，它把一个西方顾问拔高成阿拉伯的救世主。一九一六年大起义，存在不同的版本，英国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各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可算“全球史”的经典案例，从单一国别视角只能管中窥豹。其实，电影版与历史相去最远，却通行世界，影迷几代相传。劳伦斯的《智慧七柱》也饱受史家批评，却仍影响甚广。从一九三五年劳伦斯去世至今，每年有研究新作出版，几成一准学科。为何有“劳伦斯现象”？人们到底着迷什么？且不论电影手法或自传文笔，这段历史的幽灵依然游荡，不时让世界史脱轨，转入歧途。劳伦斯介入、书写历史的方式弥足珍贵，足以启迪不同文明碰撞时，相处与自处的态度。我们如今争论西方价值是否普世，无非义理之辩驳。劳伦斯却身体力行，从荣辱与共的交道中揭示，异质性文化间可以呼吸相通，但非制度或观念的强加，而始于人际间的伦理常情。西方不再是地理或文化上自足的净土，没有其他文明做参照，其价值无从谈起，须身处文明冲撞的界面上，才能鉴识文化价值的适应性。

三

“一战”前，阿拉伯尚未发现石油，英国插手中东主要考虑其战略地位。策反阿拉伯，是为从背后捅土耳其一刀。奥斯曼统治阿拉伯，可追溯到一五一七年，苏丹塞利姆一世灭掉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从阿拔斯王族后裔手上夺下哈里发头衔，集政教于一身，号称伊斯兰世界精神与世俗的主宰。麦加的谢里夫也献出圣城钥匙，伊斯兰正统派的中心移到君士坦丁堡。浩瀚帝国西跨巴尔干和保加利亚，东至南乌克兰、格鲁吉亚，西至布达佩斯，南到地中海东南沿岸直至阿尔及利亚，东南到波斯湾、伊拉克，囊括逊尼派穆斯林分布的整个地区。

但到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已风烛残年，衰落成“西亚病夫”，英、法、俄等列强齐聚病榻周围，切齿之声可闻。连暮齿衰颜的奥匈帝国，新兴小国如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也来凑趣，蚕食其边疆，分一杯残羹。苏丹苦撑时局，割地赔款，只求衰而不死。埃及趁机与之争锋，英、法则伺隙钻孔，怂恿双方内斗消耗，坐收渔利。埃及的财政、司法、行政大权以及苏伊士运河最终落入英、法的掌中。英国只看重治权，宗主权仍属奥斯曼，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则留给埃及国王照管。这种“保护领地制”（protectorate）史称“埃及模式”，即主权、治权、意识形态三者分离。从中东殖民经验中，英国凝练出“阿拉伯东方殖民统治体系”，欲作为战后瓜分奥斯曼中东遗产的“标配”。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均适用，法国在叙利亚也照方抓药，战后则升级为国联托管体系（Mandate System）。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香港谈判，撒切尔夫人竟再提主权、治权分离，令人生时间倒错之感。

设在开罗的英陆军情报部和外交部中东局，总理中东、印度和苏丹的殖民事务，派劳伦斯拜会麦加的统治者哈希姆家族，协助其造反。族长侯赛因是汉志，穆罕默德一脉嫡传，今约旦王室的祖辈。麦加和麦地那均属汉志，哈希姆家坐享穆斯林朝圣两圣城的进项，外加奥斯曼的基建投入，盆满钵溢，本无不臣之心。风雨飘摇之际，土耳其人唯恐寒了阿拉伯人心，不碰侯赛因的奶酪，还免税、免兵役，增加投入，讨好唯恐不及，侯赛因在一亩三分地里倒也逍遥。然而，土耳其青年党的革命，刺激了这位麦加的大谢里夫。

奥斯曼与大清有同病之雅，衰极思变，质疑起本土传统，相信西方启蒙可富国强兵。一九〇八年进步军官政变，强持苏丹恢复宪政。逃亡海外的康有为闻讯致信摄政王载沣，以土为鉴，早行宪政以免兵变。青年党人反对泛伊斯兰神权，效法欧洲世俗化，搞奥斯曼民族主义。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的思想，也早播散到巴尔干和阿拉伯，希腊、库尔德、亚美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纷纷闹民族革命，要脱离帝国的轭辕。青年党对外族比苏丹更残暴，只认枪杆子里出政权，无情镇压，其血腥莫过于亚美尼亚种族清洗。帝国往昔的宽松民族政策，曾勉强维持形式上的统一，神权政治也维系过脆弱的穆斯林认同，但世俗化和政治平权加速了大厦的崩解。

古道虔信的侯赛因视青年党为伊斯兰叛逆，不满奥斯曼主义对穆斯林特权的剥夺，与帝国渐生嫌隙。英人洞若观火，一边派密使谗间哈希姆家谋反，另一边游说奥斯曼脱离德奥同盟。英国原来恨苏丹皇族的顽固，首相威廉?格莱斯顿曾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嗜血成性、腐败、野蛮，是“让人咋舌的土耳其人”（the unspeakable Turk），寄希望于受海外熏陶的青年党。他们果真上台掌权，英国却改口了：“青年党人都是激进的无神论者，模仿西方却不真懂西方思想，东西杂交出来的最坏品质——狡诈、背叛和暴力，还不如皇室雍容高雅。”英、法已从殖民经验上升到“国际主义”，会巧妙利用民族矛盾为己利，不屑教化蹒跚于民族主义泥沼的东方。以明治维新崛起的日本对亚洲诸国是个刺激，东方也模仿西方的殖民逻辑，列坐抗礼。所以对东方必须分而治之，讲利益至上的现实原则。侯赛因会在奥斯曼和英国之间两面敷衍，他既怕土耳其切断粮道，又需要英国的军火和顾问。直至一九一六年他才决意借英国打同盟国之机，从君士坦丁堡夺回哈里发，重建阿拉伯帝国。至少恢复汉志昔日辉煌，雪耻沙特家族在一八〇三年对圣城的涂炭。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中印边界出名的外交官）不失时机地承诺：如阿拉伯起义，打败奥斯曼，则帮侯赛因建立包括汉志、大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王国。

四

电影里没有侯赛因这个人物，只有他的三儿子费萨尔，是位矍铄老人，似千修百炼的先知。其实，费萨尔当年才三十一岁，剧本将父子合一，估计怕人物太多、线索繁杂，观众难以理解。全片的重头戏在突袭亚喀巴，“西部传奇”式的大场面，将情节推向高潮。切莫将电影当史实，从阿尔韦哈到亚喀巴之间并没有一片无水的绝命沙漠，内陆攻打亚喀巴也非不可预料。史实是劳伦斯绕道迂回两个月，佯攻汉志铁路，迷惑土军为日常骚扰，路上招募霍威塔部落兵数百，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突现大漠之上。土军炮口指向海岸，防守不及，达到突袭效果。但不像影片阿军风卷残云、大开杀戒。实际上部落兵一到前线，便躲在驼峰后放冷枪，寸步不前。午后烈日当空，他们索性躲阴凉罢战，拉锯胶着了三天，直等到英战舰海上助攻，海陆夹击才迫使土军投降。此战为劳伦斯一生的辉煌，为费萨尔夺下红海出口，打通英军供给，又封锁了麦地那城，还可长驱直入巴勒斯坦，为将来进军叙利亚打下铺垫。

地图上红海看似出壳的蜗牛，伸出两根触角，左为苏伊士湾，插入埃及至地中海岸，是苏伊士运河。右边触角是亚喀巴湾，短而细，尖顶是亚喀巴市。《旧约》摩西分开红海之处，在湾口最窄的蒂朗海峡。“一战”时亚喀巴还是个渔村，如今是的旅游城市，约旦出海口。土耳其炮台遗址尚在，竖着一面硕大无朋的起义大旗，入口镌刻“1916”，纪念百年前的浴血奋战。埃及、以色列、沙特三面围住秀丽小城，位置之重要，据当地人讲，萨达姆在位时，从伊拉克斥巨资为约旦修港建路，只为使用这个出海口，巴格达至亚喀巴的高速路仍是约旦的交通动脉。

五

攻克亚喀巴后，劳伦斯总结经验，认为阿拉伯人长于单兵，弱于协同，善守不善攻。他不顾英国同事的偏见，主张以阿军之长，打游击骚扰战，避免正规战，破坏铁路桥梁，策应英军主力。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汉志铁路，为土军补给运兵的生命线，一旦瘫痪，便封锁了南端的麦地那，使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的驻军陷于被动。这条铁路部分路段运营至今，马安至亚喀巴的支线上，仍停泊一辆百年前的土耳其小火车，车厢里有沙袋、机枪，纪念起义往事。劳伦斯的游击战术已成世界军事史的典范，美军镇压伊拉克武装叛乱时，重读《智慧七柱》，研究阿拉伯人游击战的规律，吸取土耳其的教训，二〇一四年出版《短刀战》（Knife Fights），将反恐战争理论化。

战局对奥斯曼越来越不利，穷极之下想起了宗教的亲和力，号召帝国各族穆斯林对基督徒“圣战”（Jihad）。侯赛因不屑这种渎神伎俩，你与德国基督徒勾搭成奸，却诡称穆斯林打基督徒？觉得自己才应真主之召，驱赶世俗的党棍，而不反省自己也向英人暗送秋波。“阿（拉伯）体西用”无非遁辞，自欺欺人。历史证明，哈希姆家族从未逃脱英国手掌。劳伦斯对民族主义与宗教身份的变脸戏法了然会心，不光土耳其打两手牌，侯赛因也会玩民族主义，当时各部落尚未产生阿拉伯整体观，侯赛因已鼓吹讲阿语的政府，会给阿拉伯带来和平。更有趣的是，阿军与土军打仗时，仍沿袭“讨敌骂阵”的古老习俗，双方互吐污言亵语，当土军骂阿拉伯人为英国人、对方反诘土军是德国人时，谩骂才到更，厮杀不可避免。其实，中东各方无不依草附木，西方染指随处可见。那时世俗政治与宗教信仰互为表里，如臂指之相使，伊斯兰尚未原教旨化。

“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俄国退出协约国，公布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细节。侯赛因如梦方醒，阿军人心涣散。早在一九一六年五月，英、法、俄秘密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以便战后瓜分奥斯曼在阿拉伯、黎凡特（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领土。一个背对背协议，英国以阿拉伯起义为筹码，压法国退让叙利亚利益，又以法在叙的既得利益，敷衍侯赛因的领土要求，叙利亚一个闺女许两家。巴勒斯坦问题上，麦克马洪既承诺将来归哈希姆王国，利诱侯赛因父子作战；又垂涎犹太金元，与犹太复国组织密商，炮制《贝尔福宣言》，称巴勒斯坦为犹太家园；同时派特使去君士坦丁堡，以保留其宗主权为饵，劝奥斯曼脱离同盟国。巴勒斯坦一个闺女许三家。最终英国谁也不给，战后自己“托管”，若非犹太人以恐怖袭击烦走英国，以色列能否建国也成问题。

劳伦斯早风闻有秘密协定，毕竟不同于政客，他良心备受谴责，对上司克雷顿说，希望在赴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打死，了断欺瞒阿拉伯人的煎熬。《贝尔福宣言》一公布，哈希姆家族与英国更貌合神离，一味要钱、要重武器、抢占地盘。劳伦斯站在阿拉伯一边，全力协助其独立，建议费萨尔北进大马士革。一九一八年十月，阿、英两军一道夺下这颗阿拉伯明珠，奥斯曼统治结束了，欧亚帝国行将就木。劳伦斯开着吉普车“蓝色迷雾”驶入大马士革，街上欢呼、庆祝、劫掠、烧抢，腾腾如沸。英将军艾伦比（Alenby）在入城式上通知费萨尔，按《赛克斯—皮科协定》叙利亚归法国保护，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受英国保护。费萨尔在绝望中无力地抗辩，英国仍以法国关系为重，首相劳合?乔治说：“与法国的友谊值十个叙利亚。”劳伦斯身心俱疲，写下：“烛光般的梦影被胜利的阵风吹灭了。”他黯然离开大马士革，打道回府。

六

古代帝国攻城略地，武力征服异邦为己有，霸占主权和领土，奴役人民，控制文化和信仰。古罗马、阿拉伯、波斯、奥斯曼、奥匈或大元帝国莫不如此。“一战”前后，沙俄、奥匈、奥斯曼、德意志、大清帝国相继崩解，一个时代终结。殖民体系却得以延续，以特许状形式，政府利诱私人或企业去权力薄弱的“荒蛮”之地，开疆拓土，重商主义的掠夺模式，比帝国占领更有生命力。中东的英国殖民模式进化了，“保护领地”不在意主权或文化，只专注财政与司法治权，理念接近现代商业管理，经营细分、目标精准。

“一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以实现和平。《国联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以国际法形式，规定主权普遍平等，但主权资格未必如此，尚存西方文明与非西方不文明之分。非基督教、非白人地区，纵有政治形态和领土属权，也进不了“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不享受国际法的平等，在殖民问题上尤为突出。南非将军斯姆茨（J. C. Smuts）提出战败国殖民地归属问题，如胜者继续吞并败国的殖民地，争夺战利品的战争将循环不尽。国联成立后，战败的奥斯曼在中东的属地，既不该转手给战胜国，也不能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那样独立，而被认定不能自理其政，理论上交由国联监护，待日后民族自决。国联无法直接监护，只好像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因犯罪而被剥夺抚养权那样，法院判给殷实家庭监护。《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最可行的原则是委托发达监护这些民族，发达以其资源和经验，能更好地履行国联托管的责任……”以西方文明标准评判主权，让日本很不舒服，它已相当发达、实力雄厚，于是建议《盟约》增加不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被西方拒绝。日本虽是常任理事国，但属东方，其资格主要因军事实力强，但在殖民问题上受制西方，扩张野心难以满足，便于一九三三年退出国联。而被托管的领土，理论上保有主权，只暂时冻结，治权由托管国代行。国联托管实际是“保护领地”模式的翻版，只独少了些特许殖民的暴力，多了些文明优越的粉饰。

在英国训政下，费萨尔建起大叙利亚议会，一九二〇年自任国王，深得人心。但叙利亚已许给法国托管，法国不顾当地民意，悍然出兵赶走费萨尔，解散国会，多次血腥镇压起义。费萨尔流落伦敦，多亏劳伦斯感念旧情，恳求英政府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回报哈希姆兄弟的浴血奋战。英国便把费萨尔塞到伊拉克做傀儡国王，安排侯赛因二儿子阿卜杜勒当外约旦国王（王室延续至今）。老王侯赛因仍留在麦加，顽冥不化，咬定麦克马洪的承诺，自立阿拉伯，并接续被罢黜的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头衔，但穆斯林应者寥寥。他不接受《凡尔赛协定》，也不承认《贝尔福宣言》，英国大为光火，弃他而去，任由觊觎汉志已久的沙特瓦哈比教派进犯麦加和麦地那。结果侯赛因败走麦城，客死安曼。英、法任性地用卡尺勾勒出现代中东版图：外约旦、沙特、英托管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法托管大叙利亚、黎巴嫩以及独立的土耳其相继出现。有个笑话，丘吉尔拿着尺子划约旦与沙特边界，身边有人碰到他的臂肘，地图上便有个莫名其妙的曲线。除埃及、伊朗、沙特和土耳其外，“英法之子”一直不承认这些边界。不久前，“伊斯兰国”发文，声称要铲除《赛克斯—皮科协定》分裂伊斯兰而强加的国界。“一战”放出笼的怪兽，在“二战”和冷战期间肆虐欧洲，刚刚驯良，却在中东依然咆哮。“二战”改变了世界格局，一九四一年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尊重各民族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英国理解的各民族在欧洲内部）。联合国宪章再次确认世界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第三世界纷纷独立。后殖民时代，文明与不文明之分过时了，却出现新的区分：“了解西方价值的民主与闭关锁国的专制。”以捍卫人权、重建民主之名，武装干涉主权仍具合法性。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一次次干涉，让非西方愈发反感，以暴力推行一元价值，与中世纪独尊一教的宗教战争何异？“九一一”、《查理周刊》、巴黎恐袭，恐怖主义的理由也是价值不宽容。近来读到分析恐怖主义的各种观点，有人说西方的移民政策与社会不公是恐怖的根源，社会学的解释显然避重就轻，回避实质。有人将罪过归于伊斯兰教，说它自古蕴含暴力，始终与西方势不两立，本质化的叙述本身是原教旨主义，其简化与偏执，是极端思想的根源。也有以殖民史为恐怖辩护的，称西方咎由自取。这暗合了极端组织的宣传策略，利用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蛊惑极端思想。历史与现实之间哪有线性的因果？

中东曾有沉重的过去：列强干涉、精英受挫、伊斯兰教政治化、发现石油与世界的能源依赖、以色列建国、冷战格局的坍塌等。拿历史可以方便地解释为何中东产生恐怖主义，但不该忽视另一维度，即思想原教旨化席卷全球。美国接替英国，在全球营建一体化的新型帝国，启蒙价值前所未有地被推向内部与外部的风口浪尖，自由、民主、人权冲撞异质文化时，必须开放自身，杂糅异己。但现实却是：一边呼唤安拉，另一边高举民主；一边喧嚣圣战，另一边指责人权；一边要回到穆罕默德时代，不顾先知讲经的语境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另一边则言必称卢梭、孟德斯鸠，罔顾先贤面对的乃十八世纪欧洲社会内部。针尖对麦芒，纯粹化的冲动将鲜活灵动的思想简约成黑白两立，谁都不容价值相对化，更无视我们已生活在你中有我的多元文化里，伟大的传统被平庸的头脑教条化。

攻下大马士革后，劳伦斯与费萨尔依依惜别，写下：“阿拉伯人柔软似水，也刚劲似水；曾波涛涌入大马士革，也从此潮退；一旦时机成熟，大潮还会兴起。”

文章来源：《读书》2016年4期

“阿拉伯之春”的冬天——破碎的中东大地

时间: 07月24日 周三 18:30-21:00

地点: 南京 白下区 悠仙美地(新世纪店)7号包间

费用: 30元(包间餐饮费)

类型: 讲座-沙龙

主办方:

《破碎大地》

作者: [美] 斯科特·安德森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21世纪中东的六种人生

原作名: Fractured Lands : How the Arab World Came Apart

译者: 陆大鹏 / 刘晓晖

出版年: 2019-7

页数: 236

定价: 56.00

装帧: 精装

丛书: 甲骨文丛书

ISBN: 9787520140348

★斯科特?安德森继《阿拉伯的劳伦斯》后又一非虚构力作

★生动呈现从21世纪初期到“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中东大地的动荡与民众的苦难

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席卷中东和北非。西方起初赞誉它是民主的胜利，几乎没人预料到它会演化为残酷的内战、“伊斯兰国”的恐怖暴行以及全球难民危机。

在这部作品中，造成中东和北非大幅震荡的复杂原因得以生动呈现。这次调查，通过展现六个生活于此的普通人——一个参与抗议活动家庭的埃及老母亲，一名为自己应效忠于谁而苦恼的利比亚空军学员，一位出身武士家族的库尔德医生，一位卷入内战的叙利亚大学生，一位伊拉克女权工作者，以及一位变成“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伊拉克劳工——挣扎求存的人生经历来观察这片破碎和动荡的土地，将当前的苦难追溯至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乃至更早。

作者从六个主人公的命运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阿拉伯之春”后中东的动荡，即便在作者这个西方人眼里，“阿拉伯之春”也不再是民主的胜利，而要想扭转目前的乱局，在作者看来便是美国不再兜售宗教战争这样的说辞，更多从社会和经济角度解决现实问题。本书是一部颇具穿透力和洞察力的新闻纪实作品，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场的地缘政治悲剧，以及体会保持和平与稳定的价值。

作者追根溯源，提出的不能忽视西方在“人工构建”时埋下的，不顾民族凝聚力和较少考虑部族和派系分野的观点，也引人思考。

关于2003年美军伊拉克之后的中东地区动荡态势的简明有力、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著述，精彩绝伦！——《PBS新闻一小时》

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对该地区的历史，部落主义的力量，以及处于动荡中的中东地区的世界性影响做了引人入胜的探究。——查理?罗斯

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战地记者，曾在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北爱尔兰、车臣、苏丹、波斯尼亚、萨尔瓦多和其他许多战乱地区报道。他常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文章，也为《名利场》《时尚先生》《哈泼斯杂志》《户外》撰写文章。他的著作包括小 说《月光酒店》《检伤分类》，非虚构作品《阿拉伯的劳伦斯》《试图拯救世界的人》《4点钟的谋杀》，以及他与兄弟乔恩?李?安德森合著的《战区》和《联盟之内》。

陆大鹏，英德译者，热爱long ago与far away。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罗曼诺夫皇朝》《空王冠》等。获奖：《》2015年度译者；《经济观察书评》2015年度译者；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16年度文学翻译奖；《新周刊》2018中国年度知道分子。

目录 · · · · · ·

序言

部 起源（1972~2003）

第二部 伊拉克战争（2003~2011）

第三部 “阿拉伯之春”（2011~2014）

第四部 “伊斯兰国”崛起（2014~2015）

第五部 大逃难（2015~2016）

尾声

本期主讲：金陵客

金陵客 新浪微博：金陵客2010 http://weibo.com/jinlingke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jinlingdushu

QQ群：10906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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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活动 通常地点：

悠仙美地(新世纪店)7号包间，太平南路1号新世纪广场B座6楼（近中山东路与太平南路交汇处）；

电话:025-84651417 84651437

交通乘车：地铁2号线 、3号线大行宫站，公交5路、25路、9路、55路等 大行宫站；

活动费用：AA制度

联 系 人微信：13813076615

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

沙特和伊朗带有冷战色彩的全面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近年来，中东形势围绕美国、沙特与俄罗斯、伊朗之间的双层博弈日趋明显。未来中东或将形成域外大国美俄博弈和域内大国沙特与伊朗对抗相结合的“新冷战”结构。

关键词：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趋势；大国博弈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冷战是指1947—1991年间，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斗争。其主要表现包括：国际关系的阵营化，即以美苏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形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在第三方的直接军事对抗或代理人战争，如在第三世界进行多场代理人战争。

尽管冷战国际体系已经瓦解多年，但冷战的历史遗产以及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并在某些地区仍然十分突出，如东亚和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在地缘政治、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大国干预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地区格局冷战化主要表现为以沙特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的对抗，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双方的对抗态势呈现龃龉不断但又不会直接走向战争的“新常态”，中东日渐分化成沙特阵营、伊朗阵营和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沙特和伊朗带有冷战色彩的全面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的形成和发展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阶段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至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伊朗输出革命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抵制革命的矛盾、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和两伊战争都与此密切相关。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在霍梅尼担任伊朗更高宗教的十年间，输出革命构成了伊朗外交的根本特征。海湾阿拉伯的君主制、严重依附美国的外交政策都遭到霍梅尼的强烈批判，并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重要对象。伊朗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构建“输出革命”的组织网络，如成立“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专门负责向沙特等海湾阿拉伯输出革命；［1］成立“伊斯兰宣传组织”，鼓动海湾各国激进组织展开反政府活动；［2］ 支持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什叶派效仿伊朗进行革命。［3］也正是为了抵制伊朗输出革命，维护安全和政权安全，沙特领导海湾阿拉伯君主制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此外，伊朗和伊拉克双方基于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也构成了诱发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朗甚至设想通过伊朗和伊拉克的合并建立“什叶派联邦”，［4］ 这也促使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在两伊战争中极力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抵抗伊朗输出革命。

二、第二阶段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至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前

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伊拉克战后重建与伊朗核问题，沙特、约旦等阿拉伯逊尼派提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高度警惕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塔利班政权、萨达姆政权被美国铲除后伊朗崛起的势头，伊朗拥核成为沙特更大的战略焦虑。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和冷战结束，确立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随后克林顿政府采取了“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中东战略，使伊朗和海湾阿拉伯的矛盾得到了抑制，这种相对平衡维持了十余年之久。但“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并导致伊朗与沙特的矛盾再度上升，并日益走向战略对抗。

刺激沙特和伊朗战略对抗的主要因素包括：首先，从地缘政治格局的角度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使伊朗东西两线的地缘政治敌人消失，伊朗战略环境的改善和崛起势头引起了沙特的极度忧虑。其次，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过程中，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政府的主导力量，并刺激海湾阿拉伯的什叶派进行政治抗争，沙特、约旦等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的担心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强调从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个“什叶派新月”，并与埃及、沙特和约旦构成的“逊尼派三角”相对抗。沙特宗教学者萨法尔·哈瓦里等也认为，一个由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沙特和海湾其他君主国的什叶派组成的什叶派阵营正在形成。［5］最后，2003年伊朗核危机产生以来伊朗核技术开发的不断推进，2005—2013年内贾德主政期间伊朗的强硬外交，以及2008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以来采取对伊朗的缓和政策，都极大地刺激了沙特的不安全感和战略焦虑的加深。

三、第三阶段为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

这一时期，地区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沙特与伊朗双方围绕阿拉伯转型，以及地区热点问题如巴林问题、也门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矛盾；而2015年3月萨勒曼就任沙特国王后的冒进外交，以及2015年10月伊朗核协议的签署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加剧了沙特对伊朗政策的对抗性。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导致双方的对抗公开化、阵营化、教派化；而2017年底以来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事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射导弹事件、沙特领导成立41个逊尼派反恐联盟都是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方面。

，中东的阵营化。围绕沙特与伊朗断交、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以及反恐等问题，多个阿拉伯选择追随沙特，与伊朗、卡塔尔断交，并参加沙特领导的反恐同盟，使中东日渐分化成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导致海合会和阿拉伯的分裂进一步加剧。此外还有部分在两派矛盾的夹缝中态度暧昧、左右逢源（如阿曼、伊拉克），唯恐引火烧身。而另有一些地区大国游移于两大阵营中间并企图渔利，其突出代表是土耳其和埃及。它们与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十分微妙，与竞争双方都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例如，土耳其一方面参加了沙特领导的反恐联盟，但又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支持卡塔尔；埃及虽然也参加打击胡塞武装、逊尼派反恐联盟等，但显然是在经济上有求于沙特情况下的妥协，双方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矛盾仍然存在。［6］

第二，中东地区矛盾的教派化。以沙特为首的海湾试图通过“什叶派阴谋论”激活地区教派冲突，力图以教派逻辑定义地区关系和建立地区秩序，通过强化海湾地区逊尼派同盟，对伊朗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与沙特主动挑起地区教派矛盾有所不同，伊朗一直试图避免掉入沙特设置的教派话语陷阱，其重要原因在于担心因教派矛盾使伊朗在中东地区陷入孤立。但这并不妨碍伊朗将什叶派作为动员中东什叶派反对西方及其盟友的一种软实力工具。［7］伊朗对巴林危机、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的介入，其教派动员虽然有实有虚，但“以教派为基础的联盟是伊朗确保其影响力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 ［8］。中东地区矛盾的教派化不仅导致沙特与伊朗对抗、阿拉伯国内矛盾、地区热点问题的教派化，而且为大国操控和干涉提供了切入点，更为“伊斯兰国”利用教派冲突争取逊尼派支持，扩大其社会基础提供了土壤。

第三，地区热点问题的代理人化。目前中东地区政治阵营化、冷战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在沙特、伊朗两个阵营的对抗中，沙特、伊朗本身分别有美国和俄罗斯代理人的色彩，沙特、伊朗在中东内部又各有代理人，形成双重代理人格局。2011年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展开持续不断的博弈，而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乃至伊拉克的紧张局势都有受沙特与伊朗博弈而进一步恶化和升级的风险。［9］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的影响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对中东转型和中东地区秩序均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一、加剧中东地区的碎片化，使中东和地区的分裂更趋严重

自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巴林、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教派和族群矛盾不断加剧，导致其内部的碎片化不断加剧。由于沙特和伊朗从地缘政治和教派利益出发，各自支持这些内部的政治派别进行对抗，导致中东以教派、族群割据和对立为特点的碎片化趋势更趋严重，［10］严重削弱这些内部的认同。

在地区层面乃至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层面，2016年初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2017年6月以来的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其最重要的根源都在于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对抗，但却导致海合会、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严重分裂，也严重削弱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近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特朗普断定，除了舆论抗议外，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很难做出实质性的反制举措。

二、严重破坏和侵蚀中东之间的安全信任基础，使地区秩序重建更加困难

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安全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也是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地区主义发展最为孱弱的地区，致使地区公共产品存在严重缺失。长期以来，海合会本身就是应对伊朗安全威胁的产物，阿盟内部则长期四分五裂，它们都没有意愿和能力承担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重任。由于地区间的严重不信任和基于民族主义、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可渗透性，地区内普遍高度关注其他的安全动向［11］，进而导致国内安全与地区安全的扭曲式互动，并以对内加强防范和军备建设，对外进行干预和渗透的方式进行反应，进而导致地区议程过度安全化。

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教派矛盾、地缘政治博弈和代理人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中东间的安全不信任，教派攻讦、民族仇视、以邻为壑等社会心理的普遍存在，都严重恶化了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中东地区尚处在人人自危的“霍布斯状态”，基于理性的“洛克状态”和人类共同体理性的“康德状态”对于中东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品。

三、以教派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对抗加剧，使教派主义成为冷战思维在中东的独特表现

教派主义泛指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当前中东政治中的教派主义同过去教派冲突的区别在于，许多统治者的决策基于教派关系对政治进行评估，即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12］伴随教派主义的发展，教派矛盾不仅突出表现在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教派矛盾的激化及其外溢，更突出表现为以沙特为中心的逊尼派阵营和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阵营的分化和对抗，并使双方纷纷以教派利益为由进行地缘政治博弈，导致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的教派斗争演变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之争。

教派主义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冷战思维，助长了地区间的憎恨、恐惧、冲突等负面情绪，也塑造了地区的消极行为偏好。沙特与伊朗的教派主义对抗还导致反恐等地区安全事务的教派化，沙特和伊朗各自组建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都是彼此排斥的反恐联盟，显然不利于真正的反恐合作。此外，教派矛盾和教派主义也为极端主义的滋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也正是通过利用和塑造教派矛盾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进而使教派主义沦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极力运用的政治工具。［13］

四、为美国、俄罗斯等域外大国的“对抗性渗透”创造了条件

巴里·布赞等人的地区安全理论认为，域外大国对某一地区的影响程度可以划分为“覆盖”（overlay）和“渗透”（penetration）两种互动方式，覆盖是指大国对某地区的影响达到主导该地区的程度，并替代当地的安全机制；“渗透”是指域外大国同地区建立安全联盟的方式施加影响。在两个对抗性大国同时对某地区进行渗透时，就会出现“对抗性渗透”。［14］ 如果按照该理论分析中东安全结构，其演变显然经历了冷战时期美苏的“对抗性渗透”，冷战后至2010年中东变局前美国主导的“单一性覆盖”，再到中东变局后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以来的“对抗性渗透”，而沙特与伊朗两大阵营的冷战化对抗不仅为美俄的“对抗性渗透”提供了条件，也成为美俄博弈中东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中东形势围绕美国、沙特与俄罗斯、伊朗之间的双层博弈日趋明显。俄罗斯与伊朗联手捍卫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俄土伊三方建立叙利亚阿斯塔纳机制，俄对中东进行军售、发展能源伙伴关系等，都是俄强势重返中东的表现，俄罗斯与伊朗主导的什叶派力量的联盟已渐趋成型。而美国早就通过塑造中东地区的对抗对中东施加影响。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长期视伊朗为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并挑拨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同时把中东地区亲美和反美两大阵营的矛盾转换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以此维系美国与中东盟国的关系。当前，伴随特朗普调整美国中东战略，整合盟友体系、打击“伊斯兰国”和遏制伊朗构成了其中东政策的主要关切。尽管其中东政策仍未全面成型，但通过挑拨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操纵中东事务，已成为其中东政策的典型特征。2017年5月，特朗普出访选择沙特，通过锁定伊朗为支持恐怖主义和地区更大威胁，向沙特兜售了1100多亿美元的军火。由此可见，激化沙特与伊朗的对抗，整合盟友体系并从中谋取实利，显然已成为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未来中东是否会形成域外大国美俄博弈和域内大国沙特与伊朗对抗相结合的“新冷战”结构，并深刻影响叙利亚危机等中东热点问题走势，显然值得关注和研究。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