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9·11”事件已经过去21年，美国在“全球反恐”的同时，还一直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特别是近年来，美国连同一些西方日益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拉帮结派地攻击、抹黑和孤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此外，美国频打“人权牌”，在全球多地煽动“颜色革命”或制造战争和动荡，并拉拢西方“组团”对付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从捏造事实、口头指责到采取实质制裁打压他国……针对美西方打新型“人权战”的做法，相关该如何回击，发展中又该如何在人权评价标准上展开讨论、拿出对策？就此问题，《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中外学者。

从“单独批评”到“峰会”再到制裁

针对美方借口“新疆人权”问题非法制裁中方官员的错误行径，中方去年12月对4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成员实施了对等制裁。成立于1998年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在2020年炮制人权报告时，将缅甸、中国、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巴基斯坦、沙特、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印度、尼日利亚、俄罗斯、叙利亚和越南14个指定为“特别关注”，将古巴、尼加拉瓜、苏丹、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中非、埃及、印尼、伊拉克、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土耳其15个列入特别观察名单。有统计说，这些的人口总数超过44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57%。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志鹏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从这29国的名单看，美西方主要是借人权问题打击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上和它们不一致的。他同时表示，当美国设置人权议题以遏制中国等国发展时，美国民众早就意识到，美国政府似乎并不怎么关心本国人的幸福和发展。

谈到美西方打“人权战”的一些新手法，何志鹏表示，过去那种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齐上阵的方式已有所升级。他分析认为，美国对一些打“人权战”和搞“颜色革命”时，表面上看是非政府组织冲在前面，但本质上还是在实施的政治打击战略。非政府组织、媒体和智库围绕在美国政府周围，政府在幕后、甚至到台前为它们指引行动方向。此外，以前美西方多对打击进行“单独批评”，现在则是美国拉拢一些以召开“民主峰会”等形式打压与它们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上不一致的。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数十年来，美国形成了固定的手法和程式将人权问题武器化，如：在一些培植上层精英的同时加大民众基础性工作力度，培养亲美分子；以司法制度为切入点动摇该国整体政治构架；以经济援助诱之建立非政府组织，以合法面目开展针对政府的活动；媒体、智库齐上阵，对相关进行抹黑、造谣。

在何志鹏看来，在打“人权战”时，美西方单边制裁手段并非特别有效，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本国的人权质量下降。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每个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都无法完全摆脱其他的影响。例如美国制裁中国时，首先制裁的是美国的消费者，因为美国民众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已产生深度依赖。再如，美西方制裁俄罗斯天然气项目，但受害最深的主要是欧洲。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不仅盯着我们的，也盯着其他，因为这是其干涉他国内政、进行政治施压的工具。”俄罗斯政治学家列昂尼德·萨文认为，美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会故意在一些设置“敏感点”。比如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菲律宾，近年来就因为“人权”问题与美分歧加剧。

一位与菲前总统杜特尔特关系密切的菲律宾朋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说，杜特尔特曾私下表示，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去美国。原因之一是美西方控制的国际刑事法院从2019年起宣布对杜特尔特政府在打击毒品犯罪过程中涉嫌违反人权和“法外处决”进行调查。今年9月8日，菲律宾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菲拒绝国际刑事法院重启针对菲扫毒行动的调查，前总统杜特尔特在扫毒行动中没有“反人类罪”行为，执法人员在行动中从没有以平民为目标。实际上，今年6月30日就职的新总统马科斯在此问题上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对菲处决毒贩等问题没有管辖权。

“人权标准，不应被美西方牵着鼻子走”

菲律宾国际关系专家安娜·玛琳多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人权议题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筹码和“武器”，既可以帮助华盛顿确立“意识形态制高点”，又可以要挟不听话的发展中的政府。她表示，事实上，杜特尔特政府的缉毒行动受到菲民众广泛支持，他卸任前的支持率高达70%足以说明问题。安娜认为，“人权”和“腐败”问题也是美西方影响下的菲主流媒体在本次大选中攻击马科斯的主要工具，但他却以超高人气当选，足以说明美国的“人权战”在菲律宾得不到民众认可。她认为，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美西方嘴里的“人权”不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其“人权战”也得不到发展中的支持。她建议中国与发展中就人权议题加强沟通，把发展、安全等因素纳入人权标准，树立“综合人权观”，以揭露美西方人权观的虚伪之处。

中东深受美西方“人权战”之苦。埃及《黎明报》刊文称，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的乱象纷呈，根本原因是旧有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被撕裂、打碎和重组，美国在相关强行推行所谓的三权分立，搞民主和人权的试验田，而实际上，这一政治架构私藏着美国控制他国的一己私心和战略企图，根本不适合伊拉克等国的国体和政治土壤，结果导致这些战后伤口难以愈合。

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侵犯伊拉克人权的恶行不断被曝光。伊拉克智库“智慧宫”历史研究院院长海德尔·塔米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说，美国没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反而使伊拉克饱尝战争之苦。眼下，伊危机局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十字路口”，要么走美国为它制定的导致局势更为混乱的道路，要么努力寻找新的替代方案。

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去年在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6 届会议时表示，人权已成为一些干涉他国内政最喜欢的借口。西方喜欢将经济制裁作为工具，向其他主权施加压力，这与它们“对人民及其权利的关切”是不相符的。他提醒西方说：“必须记住，普遍的和属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人权不应被片面地解释，需要各国都尽一切可能努力实现商定的人权标准，同时应考虑到各国的国情和实际能力。评估他国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需要对话和相互理解，而不是牵强附会的指责和威胁。”

突尼斯“地中海丝路组织”主席巴斯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人权战’已成为西方打压发展中、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其霸权主义的主要抓手。我们不应被美西方牵着鼻子走，应有自己的对策和方案，如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并统一行动，尤其是要形成统一的舆论声势，对美国的非法行径保持强大的媒体舆论压力，有针对性地进行批判和反对。”巴斯利强调说，中东的乱局离不开美国的搅和，包括突尼斯在内的地区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动荡和战乱中缓过劲来，这也是美国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地位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为避免再吃“人权战之苦”，中东应变被动为主动，如对人权这一概念要有不同于美国的定义，不能由美国一家说了算，更好在联合国等机构提出相关的协议草案，以扩大影响、孤立美国，争取尽可能多的的支持和理解。

俄《生意人报》报道说，越来越多的发布报告批评美国劣迹斑斑的人权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回击，世界各国发布的美国人权状况报告会更深入、更准确地回击美国的充满偏见和政治化的国别人权报告。

保持警惕，并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30 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由预算资助的民主基金会（NED）以及类似的非政府机构批评他国违反人权，目的是影响其他的政治。”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NED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毫不隐讳地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20多年前由中情局秘密完成的。”NED利用资金在背后推动“阿拉伯之春”，导致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一系列动荡和内战。

谈及别有用心的美西方非政府组织，巴斯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西方通过这些机构在相关进行颠覆活动，支持反对派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甚至不惜支持宗教极端组织，对主权的现政权进行侵蚀和打压。他认为，受害应擦亮眼睛，对那些心怀叵测、有着特殊任务使命的非政府组织保持警惕，必要时就应该对“有前科”的“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采取监管、限制活动等措施，绝不能任由其为所欲为。

面对美西方发起的新型“人权战争”，何志鹏认为，发展中首先要建立起的人权自信。其次，各国应当在人权领域充分合作，在国际舞台形成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大环境，从而揭露美西方式人权谎言，让世界各国更多地看到西方的人权双重标准，以及它们内部存在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度等。他还建议发展中要注重培养政府间合作组织，如东盟之间的合作，也要多开展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工作，如中国人权研究会与其他对应机构的合作，从而在人权方面对西方形成反击。此外，就是在西方内部找到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西方内部形成一个能揭露西方政府虚伪面具的团体。何志鹏举例说，西方有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讲述中国在发展人权事业方面优于该国时遭到停课处理，应当将这些案例收集起来，通过实例揭露美西方人权存在的弊病与问题，真正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张永和呼吁国际社会认清美西方打新型“人权战”的本质，彻查美西方战争罪行和侵犯人权行径。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对待全球人权问题上，美国惯用“有色眼镜”来区别对待：本国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放任疫情蔓延漠视生命健康权等人权问题，美国从不反省；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盟友人权纪录饱受诟病，美国置若罔闻；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人权事业不断进步，美国则选择直接无视，而且常常无中生有，肆意抹黑。

张永和还建议：发展中要警惕激进民主化导致的政治衰败，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积极参与国际人权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举行峰会或论坛，联合起来揭露西方人权组织的劣迹；加强培训，不断向国际人权组织输送人才，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是“关键少数”；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与有关开展人权对话；加强与发展中和集团人权磋商与合作，向有需要的发展中提供人权技术援助；继续推动像中方主办的“南南人权论坛”这样的国际合作，让更多参与亚欧非正式人权研讨会等区域、次区域人权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