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波 /编译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学术期刊《军事思想》（ 2022年第 8期），作者是罗曼 ·尤里耶维奇·戈罗霍夫副博士。文章认为，美军曾长期忽视“伪装”（Camouflage）的战场价值，并未将其视为独立的作战保障样式。但从军事实践角度看，美俄两军为获得进攻突然性、保存战斗力，防止敌方探明己方部队编制、能力和作战计划而采取的措施，在逻辑与功能上具有高度同质性。文中提及的“反信息”（Дезинформация），即相当于美军的“军事欺骗”（Military Deception），是伪装的重要手段之一，旨在通过炮制虚假信息并定向传播，干扰敌方的判断和认知，从而隐藏己方部队和军事设施的真实行动、状态及位置，诱使敌方将情报资源置于次要或虚构的作战方向。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尽管几乎所有美军卷入的军事冲突都存在对部队和军事设施的伪装活动，但美军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直到 1926年，美军才出版了首部规范伪装措施的指导性文件—— TR195-45《防御工事——炮兵的伪装》（Fortification—Camouflage for Artillery），之后又于 1932年发行了《野战工程任务执行指南》。这两份文件侧重于对伪装的概略性描述，但对如何具体组织实施伪装（如何确定所需兵力、设备和时间）却语焉不详，最关键的是——未能说明实施遮蔽和模拟能带来哪些优势。

不仅如此，美军的指挥员和士兵们也不理解伪装的重要性，在筹划和实施军事行动过程中很少会组织伪装，偶然实行一次也是敷衍了事。 20世纪 40年代以前，伪装在美军中的发展进程是缓慢的。

美军之所以对伪装缺乏应有重视、深度研究和重大进展，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美军当时参与的作战主要是进攻性的。自恃兵力规模和先进武器装备的优势，加之迷信可通过预先防御措施极大降低战前遇袭的风险，使得美军或是忽视伪装，或是只小规模、小范围开展伪装。

直到二战美军才通过亲身经历发现，与拥有先进武器装备并经过周密准备的力量相称之敌交战，不能仅仅立足于攻势行动，想要在短期内取胜并非易事。密集动用兵力通常会产生大量战损，忽视消极防御（伪装）将使己方境内的重要基础设施置于险地。由此，美军对伪装的态度发生转变。在深入研究英国防御德军空袭经验，以及日军偷袭珍珠港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基础上，美军开始尝试遮蔽境内的重要军事生产中心。这时，美国开始将航空工业设施（洛克希德、道格拉斯和波音等军工企业）伪装成普通的城市街区，道路、房屋、树木和灌木丛等标志物。

二战期间被伪装成街区的美国军工厂

这些伪装试验让美军懂得，综合运用遮蔽、模拟、示假和反信息等手段可有效降低己方部队和军事设施的损失，保存必要的生存力和战斗力以摧毁敌方“薄弱且关键之处”。此后，美军开始将伪装视为“一种旨在保存兵力并以最小资源和时间获取胜利的综合行动样式”。

1944至 1947年，美国国防部开发出一系列用于伪装部队和军事设施的新方法，见诸于下列条令文件：

部分军事专家认为，伪装正是从此时开始升格为美军的独立军事科学分支。该领域研究的问题十分丰富，小到单个军人的遮蔽，大到整个战斗队形要素的伪装。美军当时还提出了伪装设备开发、部队遮蔽及武器装备涂装的解决方案，制定了组织与监督伪装措施的具体规范。这一时期，美军开始将伪装职能主要赋予工程兵分队。

与此同时，模拟作为一种伪装手段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明确相关作战使用原则，美军于 1956年 10月出版了作战条令 FM5-23《战场诱饵安装》（Field Decoy Installation），详细阐述了获取情报信息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的主要暴露标志。该文件还采用图文结合形式，介绍了制作武器装备模型及野战机场、炮兵阵地、防御工事和野战供水点诱饵的规程，明确了模拟已损毁设施（火车站、工厂、桥梁等）及使用烟雾器材的方法，提出了夜间开展模拟行动的注意事项。

越南战争是美军伪装理论发展的另一个助推剂。这一时期，美军针对东南亚各国间的文化和民族差异，以及该地区的地理和自然气象特征，开发出落实反信息措施、遮蔽部队配置地域、优化重要武器装备涂装的规范，并对示假行动的系统性提出严格要求。美军此时还设计了一种“虚拟战役（战斗）”，具有实实在在的作战决心、计划和行动，让敌人信以为真。为此，需要积极调动用于示假行动的兵力和兵器，让他们打击敌方的次要目标，牵制敌人对主要作战区域和方向的注意力。 1966年末至 1967年初，美军为干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注意力，在湄公河三角洲成功实施了一次牵制登陆行动。

·结合地形的特殊性和遮蔽性，正确而周密地选择部队和军事设施的配置地域；

·巧妙利用自然物质和人造材料遮蔽部队和军事设施、制造假目标；

·持续而严格地执行伪装纪律：落实灯火管制，尽量不在白天调动部队（特别是在战场最前沿），在车辆上使用消声器等。

这一时期，美军不再将伪装仅仅看作是战术层面的活动，而是开始将其纳入战役筹划与行动之中。为拟制伪装决心并制定相应计划，美军在司令部中组建了由作战处军官担任领导的专职机构。在此背景下，实现欺骗行为的更大合理性与真实性受到特别关注。提升部队和军事设施的生存力成为伪装的主要目标，解决相应任务的效率和质量是评估其有效性的主要指标。

鉴于伪装活动的大幅增长，美军开始将其职能转交被遮蔽分队独立承担。 1990年出版的作战条令 FM20-3《伪装、遮蔽和诱饵》（Camouflage, Concealment, and Decoys）是该阶段美军在伪装领域的主要指导性文件，其中规定了防御、进攻、行军时遮蔽武器装备，以及如何利用轻质伪装屏蔽系统（Lightweight Camouflage Screening System, LCSS）等新型伪装设备的要求。该文件还用单独篇章明确了特别重要目标（指挥所、核弹药运输分队、发射装置等）的遮蔽措施。

萨博防务公司开发的轻型伪装网

美军同时还出版了TB43-0209《军用车辆的涂装、建筑设施及材料处理设备》（Color, Markings, and Camouflage Painting of Military Vehicles, Construction Equipment and Material Handling Equipment），明确了陆军武器装备的涂装方案。该文件至今对美军仍有效力。

此时美军部队或兵团的工程师负责协助分队组织实施伪装。美军还成立了特种分队——工程伪装连，专司规划和指导伪装工作，培训单兵掌握遮蔽和模拟方法，监督伪装纪律，以及制作和使用假工事和军事模型。

海湾战争（ 1990— 1991年）暴露了美军指挥员对规划伪装问题的准备不足与忽视。由于经验不足、缺乏合适的伪装技术设备和可用材料，美军在沙漠地区难以开展高质量遮蔽活动，再次完全依赖大量航空兵（包括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取胜。

反信息措施可以用于隐藏真实意图。比如，美军就是在所谓监督国际制裁措施、履行其他外交义务和保护平民的谎言下，在某一地区部署部队集群。

美军还规定，在隐藏军事行动计划和发起进攻时间的同时，还要注重通过专门组建的记者团队和舆论工具散布“美军尚未准备好行动”“推迟进攻日期”等虚假消息。事实上，美军在尚未完全展开战略部署前即可发动进攻，后续力量则在交战过程中陆续集结，这会让对手完全出乎意料。

美国和北约军队在“联盟力量”（ 1999年空袭南联盟行动）、“持久自由”（ 2001年打击阿富汗塔利班行动）、“自由伊拉克”（ 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联合保护者”（ 2011年打击利比亚行动）等行动中，都是利用这种军事谋略达成进攻的突然性。然而，美国的军事专家们也承认，即便利用各种政治、外交和军事诡计，投入巨额资源隐藏入侵意图和进攻节点，敌方哪怕使用简单廉价的设备进行伪装，也会削弱美军指挥机构的获情能力和作战效能，包括高精度武器的使用效果。

上述军事行动证明了伪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时期，美军伪装发展的范式从消极的大规模刻板行动转变为目的明确的积极行动，主动向敌方灌输关于己方部队态势、编成、作战特点及军事设施部署和功能的错误认知。

反信息作为取胜手段之一成为美军不可或缺的作战保障要素。自 1994年以来，该手段在美军中的作用持续增强，相关措施在信息对抗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反信息开始成为独立的军事科学方向，旨在达成下列目标：

·让己方指挥机构和部队的行动看上去模棱两可、难以揣摩；

·扰乱敌方关于己方行动的认知；

·使敌方错误评估己方的优势和劣势，进而在分配兵力和资源时失去理性，将主要兵力集中于次要方向；

·诱导敌方提前暴露行动意图。

随着反信息技术设备的增多及使用方案的发展完善，反信息的原则、方法及所需资源都在不断变化。当前，美军的反信息（军事欺骗）是一系列以误导敌方领导层（包括正规部队和非法武装组织的指挥员）为目标的综合措施，其基本路径是从战略到战术各个层面炮制虚假信息，并利用敌方情报机构进行传播。

美军规范反信息措施的指导性文件包括：

· 2013年的美国防部长指令 3604.01《军事欺骗》（ DoD Instruction S-3604.01, Military Deception）；

· 2015年的参联会指令（ JSC） 3211.01《军事欺骗原则》；

· 2019年的联合出版物 JP3-13.4《军事欺骗》（Military Deception）；

· 2010年在跨军种层面生效的文件《战役（战区）中的军事欺骗方法》；

·2019年陆军通过作战条令 FM3-13.4《军事欺骗》（Military Deception）。

这些文件认为，开展反信息需要遵守规划原则（目的性、集中规划和控制、安全性、一致性、互操作性等），及时高效落实既定计划。

美军的军事欺骗行动规划方法（Military Deception Planning Methodology），是立足于敌我双方在信息与行动领域的互动过程，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特征。

交战双方的信息对抗循环

如上图所示，在美军集群的典型行动循环之中，建有一种“展示意图——推测——评估反应”流程。

阶段，创造必要条件，确保敌方情报机构记录欺骗行动和（或）获得虚假信息，也就是向其投喂“误判诱饵”。向敌方施加虚假信息可确保掌握战略主动权。

第二阶段，具有预测性和分析性特征，评估敌方的可能反应（修订作战计划、做出新决定或取消行动）。

第三阶段，评估敌方行动受虚假信息影响的程度。

判断对手在下一循环中将如何对反信息措施做出回应：“记录—思考—采取行动或拒绝相信”。实践证明，越是模棱两可的信息越容易被接受，这会让敌方无法坚信最初的作战方案，不可避免地导致屈服于对手捏造的信息。

上述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并非线性发展。任何一方情报机构的行动及对反信息的防御，都可能会影响下一阶段的运行。

美军实施军事欺骗的具体方法包括：

·虚假演习——旨在牵制敌方注意力，隐藏己方主要集结方向、打击区域和进攻时间。该任务应由参与作战规划的部队执行。

·示假——故意暴露某些次要行动或不准备交战的战斗要素，从而隐藏真实作战意图。该任务应由专门机构负责。

·诡计——实施欺骗性措施，迫使敌方将侦察资源集中于次要或错误的作战方向；

·仿真——虚构作战行动，故意粗心大意暴露一些低价值目标或违反灯火管制规定。

反信息措施的选取要根据具体任务所需时间、兵力和设备而定。在实施行动前，要评估完成既定目标的成功率，考虑未能完成任务的风险。恰当的反信息措施，可使敌人确信有必要在虚假作战方向或针对虚假演习投入侦察力量，在虚构的集结地域投入大量兵力。

由此可见，美军伪装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这门军事科学分支有规律可循的演进过程，是基于现代军事冲突中的作战经验和对武装斗争新手段的跟进反馈。伪装任务的规划与实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朝着综合性和针对性运用跨军兵种兵力和设备的方向不断革新，以提高己方部队和军事设施的生存力、干扰敌方判断为目标。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军事伪装的组织结构、反信息（在信息对抗系统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概念的定义和逻辑内涵都将发生调整。与此同时，美军将继续努力开发新的遮蔽、模拟和反信息手段，继续提升部队和军事设施的防御效果。因此，评估和预测美军伪装的理论发展趋势和实践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在规划俄军发展建设目标、开展演习训练乃至将来发生军事冲突时，都不应该忽视这一因素。

（平台编辑：黄潇潇）

本文来源：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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