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以东约一公里处，耸立着一座奇特的土丘，土丘上下散落着许多大石和石雕，很像一座小山。其南侧立有一通石碑，立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题刻“汉骠骑将军大司马侯霍公去病墓”，陕西巡抚毕沅书。这就是当今大家公认的霍去病墓。

作者详察历代文献，并观照近年来考古钻探和发掘简报，发现该知识的形成缺乏逻辑关联，迷雾重重。

图1 霍去病墓，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书，兴平知县顾声雷立碑

20世纪早期，西方和日本汉学家接踵而至，开启了对霍去病墓现代意义上的调查研究。1914年法国汉学家组团对中国川陕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在随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谢阁兰（Victor Segalen）详述了霍去病墓。1923年，让·拉蒂格（Jean Lartigue）也踏访了该遗址，并著有论文。1924年美国汉学家毕安祺（Carl W. Bishop）接续而来，撰写了考察报告。之后，卡尔·亨兹（Carl Hentze）、海因里希·格吕克（Heinrich Glück）、约翰·福开森（John C. Ferguson）、水野清一等多位汉学家亦相继发表论文。除专论外，喜龙仁（Osvald Sirén）、亨利·达尔德奈·蒂泽克（Henri D’?Ardenne Tizac）、桑原骘藏、足立喜六在相关著作中对此也有简要载述。20世纪30年代，国人马子云、藤固对霍去病墓及其石雕进行过考察著录。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茂陵及霍去病墓的调查和研究不曾间断。考古工作者对茂陵及其附属遗迹进行过两次大规模调查勘探，并发表了简报和报告。此外，顾铁符、王子云、陈直、傅天仇、杨宽、刘庆柱、李毓芳、何汉南、安·帕卢丹（Ann Paludan）、陈诗红、林梅村等学者就此皆有讨论。回顾百年学术史，学者们通过调查勘探、著录考证、分析阐释等方式，就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的礼仪规制、渊源与风格、思想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上述所有讨论皆基于同一个前提，即认定毕沅题字立碑的那座小山丘就是霍去病墓。也正是基于同一前提，绝大部分的讨论都把这座小山丘的特殊形制及其石雕的思想性归结为纪功，唯水野清一指出其除纪功性外，可能还隐含着另一层象征意义，即与神仙思想有关。水野清一这一洞见虽然同样基于上述前提，但为重新检讨这座小山丘的功能、思想性及其可能的属性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启示，循着这条线索，我们或许会有新的思考。

图1 霍去病墓，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书，兴平知县顾声雷立碑

霍去病墓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骠骑将军……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汉书·霍去病传》：“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汉纪·孝武皇帝纪》也见类似记载。关于石雕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引姚氏案，曰：“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亦见于《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曰：“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此外，唐《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寰宇记》《长安志》、清《关中胜迹图志》《兴平县志》《陕西通志》等历代文献皆有关于霍去病墓或石雕的简略记载，内容多袭《史记》《汉书》及其相关注解。其中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修《兴平县志》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任兴平知县顾声雷请陕西巡抚毕沅题字立碑（图1），以官方名义正式确认前述小山丘为霍去病墓。

在整个茂陵陵区中，唯毕沅题字立碑的土丘上下散落有许多大石块，其外观更具“山”形，并且上下还存有多件大型石雕，其中包括“马踏匈奴”石雕。这座土丘所处方位、状貌及个别石雕的题材和象征性与相关文献记载吻合，故此人们不仅自然而然，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座小山丘就是霍去病墓。直至今日大家提到茂陵陵区的其他土冢可以说“传为金日?墓”“毕沅所谓的霍光墓”，然而但凡提及霍去病墓，皆肯定之。若详察历代文献，并观照近年来考古钻探和发掘简报，笔者发现该知识的形成缺乏逻辑关联，迷雾重重。

图2 “左司空”、“平原乐陵……”石刻题记（拓片），西汉，?霍去病墓，茂陵博物馆藏早期文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霍去病传》只记载霍去病墓“为冢象祁连山”，并未说明霍去病墓在茂陵的具体位置，也只字未提石雕。石雕之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引姚氏语，据水野清一考证，姚氏可能是南朝陈姚察（533—606）。《陈书·姚察传》记载，其于太建初（569）报聘于周，并著有《西聘道里记》，所述事甚详。此外，石雕还见于《汉书·霍去病传》唐颜师古（581—?645）注。陈太建初距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相去686年，唐颜师古所处时代更是相距700年以上。强调这一点，并非企图颠覆这批石雕的年代，从石雕的风格样式以及共存的“左司空”“平原乐陵……”石刻题记看（图2），其为西汉遗存不成问题，然而问题在于姚、颜二人凭什么说有石块和石雕的那座小土丘就是霍去病墓，依据是否可靠，我们不得而知，故存疑。

图3 “汉霍去病墓”碑，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督邮使者程兆麟立

图4 茂陵图，采自声雷修、张埙纂《兴平县志》卷二十五，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图5 兴平县图（局部），采自顾声雷修、张埙纂《兴平县志》卷二十五，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1907年桑原骘藏踏访霍去病墓时，其北100多米处尚存一土丘，前有清康熙三十六（1697）年督邮使者程兆麟立的“汉霍去病墓”碑。1933年水野清一、马子云亦见之，并言当地乡人一直称这座土丘为祁连山，而把南面的霍去病墓称为“石岭子”。现土丘不存，碑尚在（图3）。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兴平县志》说：“今案师古之说是也，尚存石马一。土人呼曰祁连山矣，不念谁何假路北小冢当之，知县顾声雷请巡抚毕沅题碑改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县志茂陵图中标示“石岭子”即霍去病墓（图4），而县图中却标示“石岭子”以北一冢为霍去病墓（图5）。另据考古钻探证实“霍去病墓后面100米处、现在的茂陵博物馆宿舍区内有传说是霍去病的‘衣冠冢’，封土已平，经钻探为一座墓葬，墓室东西19米，南北21米，墓道西向，长32米、宽8—14米”。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石岭子”与其北侧之墓到底哪个是霍去病墓？康熙三十六年碑与乾隆四十一年碑孰是孰非？所谓的“衣冠冢”可信吗？

图6 茂陵钻探调查平面图，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2003年考古钻探调查表明，茂陵东司马道两侧，共分布有19座陪葬墓，存有封土者11座，封土不存者8座（图6）。其中，“霍去病墓前面、茂陵东司马道南侧有两座大型墓葬（图6，墓18、19），墓道皆朝北，其中东边一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过发掘，西边的一座我们钻探时发现，地面封土不存”。两墓距“霍去病墓”皆很近，且都是大型墓葬，其墓主身份、地位肯定不一般，那么这两座大型陪葬墓的主人又是谁呢？

图7 “阳信家”铭铜鼎，西汉，高19.5厘米，口径18.5厘米，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一号无名冢（羊头冢）一号丛葬坑出土，茂陵博物馆藏

《汉书·卫青传》记载，大将军卫青薨，“起冢象庐山”，匈奴辖区山名，一说为窴颜山，但并未指明冢所在具体位置。对卫青冢方位的最早记载见于南陈姚察语，即“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唐颜师古亦曰：“在茂陵东，次去病冢之西，相并者是也。”其后文献及口传皆据此认为“霍去病墓”（指石岭子处）西北约50米处那座土冢（图6，墓3）就是卫青墓，冢前立有清乾隆四十一年毕沅所书“汉大将军大司马长平侯卫公青墓”石碑。然而20世纪考古发现对这种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茂陵以东2公里处东西并列着5座冢，其中西端一座（图6，墓14）更大，南北长95米，东西宽64米，高22米，南高北低，颇似羊头，当地人称“羊头冢”。1981年该冢一号陪葬坑出土大量器物，其中不少铜器上有“阳信家”铭（图7），据此学者断定其为武帝长姊卫青妇阳信长公主墓。而根据《汉书·卫青传》记载：“元封五年，青薨。”“与主合葬，起冢象庐山云。”如此，是否意味着“羊头冢”就是“庐山”呢？是姚察、颜师古记载有误，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对此有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说：“从《汉书》行文的语气看，公主可能比卫青先死。可否假定公主先葬于一号无名冢处，待卫青死后，公主迁葬于卫青墓处，与卫青墓并列于‘庐山’形的大冢下。原来的随葬器物仍埋无名冢处，未作搬迁，所以出现了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现象。”这种假设能否成立，实在令人怀疑。退一步讲，即便这一假设成立，“霍去病墓”西北50米处的冢丘就是卫青墓，那么其上为何不见石块和石雕，且不具山的外观？若两墓均取匈奴辖区之山为冢形，用以旌功，何以咫尺之遥，却形制大异？令人费解。

此外，传说与文献对古遗址讹传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旧传为五代楚王马殷家族墓地，故名马王堆。而《太平寰宇记》则记载此处为西汉长沙王刘发葬程唐二姬的墓地，号曰“双女坟”，后《大清一统志》《湖南通志》《长沙县志》皆沿袭此说。古往今来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1972年考古发掘证实，其为西汉长沙相轪侯家族墓地。可见，此前所有的传说和文献记载都是错误的。再如位于陕西咸阳周陵镇北的两座封土，自宋以来就被视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陵前立有清乾隆年间毕沅所书石碑，旁边祠堂内尚存明清碑刻32通。然而2007年考古发掘证实，两冢系战国晚期某代秦王的陵墓，并非千余年来文献和口传中所谓的周文王和周武王陵。那么，“霍去病墓”知识的生成是否也存在以讹传讹的可能呢？

图8 伏虎石雕，西汉，长200厘米，宽84厘米，霍去病墓，茂陵博物馆藏

图9 卧象石雕，西汉，长189厘米，宽103厘米，霍去病墓，茂陵博物馆藏

图10 胡人抱熊石雕，西汉，高277厘米，宽172厘米，霍去病墓，茂陵博物馆藏也正是基于“霍去病墓”这一前提，学者们大都不假思索地视前述小山丘为“祁连山”，并把它的思想性完全归结于旌功。不错，《史记》确谓霍去病墓“为冢象祁连山”，司马贞《索隐》引北魏崔浩（？—?450）言：“去病破昆邪于此山，故令为冢象之以旌功也。”然而司马迁、崔浩二人所说“祁连山”是否指这座土丘，不得而知。土丘南侧“马踏匈奴”石雕确具纪功表征，但与其他石雕是否同组，历史上是否存在移位？尚有待考察。其他石雕的母题绝非如某些学者所说，是取自祁连山中的野兽，象征祁连山环境的险恶，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祁连山绝不可能出现大象。而其中马、虎、象、鱼、蟾蜍等动物以及胡人抱熊都是汉代神仙世界中常见母题（图8、图9、图10）。20世纪早期石雕的分布还表明，除“马踏匈奴”、卧马等几件石雕位于土丘下外，其余皆在土丘上不同位置（图11、图12）。土丘上石雕与石块错落散布，景象正如水野清一之洞见，酷似汉代的博山炉（图13）或其他博山形器（图14）。如此，与其说这座土丘是“祁连山”，不如说它是一座“仙山”。

图11 霍去病墓石雕分布图，采自Jean?Lartigue, “Au Tombeau de Houo K’iu-ping”?Artibus Asiae, 1927, No.2, p.86

图12 霍去病墓石雕分布图，采自Ann?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41

图13 铜博山炉，西汉，高26厘米，腹径15.5厘米，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图14 铜博山樽，西汉，高28.1厘米，径23.5厘米，甘肃平凉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倘若这座土丘模拟仙山，即便它是一座墓葬，抑或就是霍去病墓，那么其思想主旨和象征要义或许不在纪功，而在于通过构建一个想象中的神仙世界，来表达不死和永生观念。

汉代是神仙信仰风靡的时代，神仙思想渗透于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当时文学和艺术热衷表达的主题，汉代的文赋、建筑、绘画、雕塑、器物无不充斥有浓郁的神仙气息。仅就建筑而言，见于文献的就有集仙宫、仙人观、渐台、通天台、望仙台、神明台、集仙台等，林林总总，不可胜数。

《史记·封禅书》说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史记·孝武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西岸有石龟二枚，各长六尺。”1973年西安西郊高堡子村西汉建章宫太液池遗址出土一件大石鱼，长490厘米，头径59厘米，尾径47厘米。石鱼大致轮廓呈橄榄形，仅见有鱼眼，造型非常简练，颇具西汉大型石雕风格，从而印证了上述文献记载。

图15 甘泉宫通天台遗址，西汉，台高约16米，石熊高125厘米，腰围293厘米，陕西淳化梁武帝村《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均记载，元封二年（109）汉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之言，为招来神仙，于皇室举行重大祭天仪式的甘泉宫筑通天台。现存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东的两座高大土堆即西汉甘泉宫通天台基址，两台基东西对峙，高约16米。其南侧不远处尚存一石熊和一石鼓，石熊高125厘米，腰围293厘米，造型敦实，风格简约（图15），酷似“霍去病墓”石雕。

图16 霍去病墓上大石块既然武帝于宫中大兴神仙建筑，亦可想见，茂陵陵区怎能少了这类建筑。茂陵封土东南500米范围内现存两处汉代高台建筑遗址，其中较矮的一处被认为是文献中所说的孝武园“白鹤馆”遗址；较高的一处现高约9米，上有数块天然巨石，当地人称“压石冢”。白鹤馆或与神仙有关，“压石冢”功能如何？目前尚难断定。然而与“压石冢”类似“霍去病墓”上亦存大量石块，据说上下共有大小石块150余，其中大多为天然石块，个别疑似建筑用石（图16）。若以方士公孙卿所言“仙人好楼居”以及宫苑神仙景观建筑状貌推测，茂陵陵区神仙景观建筑也当高大耸立。那么通观整个茂陵陵区，又有哪座遗址具备如此状貌和性质呢？答案似不言而喻。

《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书影

（本文选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刊发时，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