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江南农妇，我想起了九年前一个苏南农妇记笔记的故事：一个头发花白、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农妇张秀芳，2010年3月以来的每天晚上，她都会准时收看一档电视法制栏目，一笔一画记录下案例所涉及的贪官。其实，农妇张秀芳的努力，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朴素好恶观的体现，也许来自“恶有恶报”，我认为它代表着一种弥足珍贵的普遍民意。江南女子、特别是江南农妇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打拼的，敢作敢为、却又过着平常日子的女人。民国初年，江南女子的服饰比之清朝有了一定的改变。这也许就是江南农妇的真实写照。为此，本期图典特发一组民国初年江南农妇群像，以飨读者。
天下长河人物群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伟伟小编一起了解一下吧。

烽烟滚滚唱英雄，在以青春拥抱青春中奋力前行

话剧《英雄儿女》以独特的方式，歌颂了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 记者 叶辰亮 摄

毛时安

■英雄主义始终是上海，是共和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从王成身上、从王芳身上，从英雄儿女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在理想光芒照耀下的大无畏的英雄气质，这种气质，正是我们民族我们走向未来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上个世纪50年代以青春和生命谱写的雪白血红的英雄壮举，60年代巴金创作的小说《团圆》长影拍摄的电影《英雄儿女》、21世纪新时代的上海话剧《英雄儿女》，一脉相承，不断深入，历史庄严悲壮时刻的动人故事，在不同的时空建构了我们不灭的文化艺术记忆。

几个月前，得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排话剧《英雄儿女》的消息，心中有些忐忑——小说与电影在先，话剧该如何翻越横亘在面前很难逾越的两座高山？看完首演，我和所有观众步出剧场，在星光下，还在回味着，舞台上滚滚烽烟中屹立着的英雄儿女的群像。尽管首演，难免有生疏之处，我还是非常兴奋地发了一条微信“首战告捷”。

话剧《英雄儿女》的首战告捷在于，小说和电影原作提供了扎实的生活体验和艺术基础，但告捷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全剧的舞台呈现有气质有激情有人情。作品努力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小说和电影精神内涵再度深入开掘。在巴老的小说中，王成、王芳的英雄主义为浓郁厚重的兄妹、父辈和两代人情感所包裹，同名电影选择突出了英雄气概带动人间温情，话剧则将这两个部分糅合在一起，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理想情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话剧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歌颂了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精心保留并且强化了电影中王成一人孤守无名高地，在敌人四面包围的绝境中，高呼“向我开炮”，端着爆破筒冲向敌人，与敌同归于尽的高扬着英雄主义精神的经典瞬间；而且加入了大战前夕，在弥漫的硝烟和隆隆的炮声中，王成小四川在狭隘的坑道里宣誓，火线入党的庄严场景，一面简易的红旗映红了他们青春的脸庞；王成和王芳、小四川和文工团队长凌光华、战士们和文工团员们，一字一句签订、朗读生死协议视死如归的庄严时刻。话剧以一曲酣畅淋漓的英雄主义之歌，唤起了观众内心的英雄主义激情。英雄主义是人类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英雄主题，是人类最早的神话、史诗的不朽主角，也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生生不息的母题，更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生生不息的精神伟力。

由此延伸，话剧给予英雄主义一种更日常更生活的解读。王芳为了抢救战友受伤，对照牺牲的哥哥王成，苦恼自己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英雄。政委王文清开导她，说，“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可是他对工作忠心耿耿，贡献出一切，难道不是英雄吗？我们每个人在最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给祖国作贡献，那他就是个英雄。”可见，英雄主义不仅是战争年代危急时刻“舍生忘死保和平”的壮举，和平建设年代的平凡奉献同样是一种朴素的英雄主义。轰轰烈烈名标青史是英雄，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也是英雄。这也成就王芳创作出了那首“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的《英雄赞歌》。话剧非常突出地在全剧尾声完整保留、反复咏唱着那首响彻了整整60年的不朽歌曲《英雄赞歌》。

话剧《英雄儿女》有光彩照人的英雄群像的饱满精神辐射，也有人间温情的细腻描写。英雄不是拒绝人间烟火，冷若冰霜的抽象的符号，也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可敬可亲的“人”。英雄不但以他们超凡的意志和壮举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而且以他们最平凡的人性温暖着我们，感动着我们。诚如编剧喻荣军说的，“舞台上，王成既是奋不顾身、保家卫国的英雄，也是对家人有着深重情感的儿子和哥哥。而王芳不仅仅是活泼可爱的文工团员，她身上的英雄气质也被激活了。”王芳亲父、师政委王文清与女儿失散20年后，尊重养父王复标的感情，克制着内心涌动的亲情，不认亲生女儿。王复标赴朝慰问，强忍儿子牺牲的悲痛。极大地丰富了“团圆”伦理情感的内涵。话剧把英雄人化，特别充分地开掘年轻战士热爱、向往美好生活的感情世界。从开始王成南下又北上赴朝给妹妹写信到朝鲜战场的不期而遇，王成王芳兄妹在战场上的深深牵挂，妹妹的撒娇，哥哥的大度关爱；王成和小四川、王芳和文工团员战友之间亲密无间的友爱；小四川一直珍藏着孤儿院一起长大，自己暗恋着，谎称“妹妹”的女孩照片，上战场前，把她的照片托付给“结对子”的文工团队长凌光华：如果自己在战斗中“光荣了”，要亲手把“妹妹”的照片和自己埋在一起……青春像一团火经久不息地在舞台上燃烧着。

舞台艺术不同于以文学语言展开想象的小说，也不同于声光电银幕画面蒙太奇叙事的电影，舞台艺术的审美力量，在于现场演出中演员表演、音响、舞美综合起来的饱和度，然后达到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彼此共情的“场效应”。话剧《英雄儿女》导演调动21世纪舞台艺术的手段和能量，全力以赴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那场可歌可泣的历史面容，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借助舞美、灯光、音响、多媒体，复原、强化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鏖战的冰天雪地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从而，给观众带来了完全不同于小说和电影的审美体验。譬如第七场，舞台左上角一束红色的追光投射到王成身上，震撼人心地再现了王成“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壮烈的画面。舞台左下角是简易的前线指挥部，师政委王文清和团长在大声紧急地呼叫王成。舞台艺术，一旦在剧场与观众见面，演员就是所有审美聚焦的焦点。在话剧《英雄儿女》中，志愿军英雄的激情燃烧着演员，同时通过演员激情燃烧的表演点燃了我们内心的激情。我特别喜欢饰演王芳、王成的年轻演员贺梦洁和刘炫锐。他们将共和国青春年代年轻人所特有的朝气、理想、清纯、可爱的形象，演绎得那么真诚、自然。隔着70年的历史长河，我看到了当下的青春和历史的青春的热烈拥抱，看到了不同时代年轻人灵魂的真诚对话。“他们的眼睛里有光，并且是那么的清澈”。包括在舞台上穿梭的每个群众演员都在进入角色，每个战士都眼里有光。有光，就有感染的力量。“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王成竭尽生命全力嘶哑的叫喊，王芳在哥哥牺牲后回忆兄妹一起的点点滴滴，坐在舞台前端长时间的埋头抽泣，令人为之动容。这是一群令人可敬可信的“最可爱的人”。以上就是我看话剧《英雄儿女》的充足理由。

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城市上海和英雄的上海人民倾尽全力，与前线的战士共同捍卫祖国的和平，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闪耀着英雄的光辉。话剧《英雄儿女》诞生在上海，恰逢其时，也是理所必然，它是历史厚重的印证。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一座为现代中国每一步前进作出奉献和牺牲的伟大城市。作为共和国长子，它总是在遭遇困难的历史时刻，挺身而出，勇挑重担。这是上海城市精神中最为华彩的英雄主义篇章，也是对时代的深沉回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海发出了时代的强音，“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资有物资，要什么有什么”，1.8万多上海青年参加志愿军，其中1683人牺牲在朝鲜。与志愿军战士一道奔赴朝鲜战场的还有来自上海的800多名医护人员，1200多名司机，4300多名铁路工人。英雄主义始终是上海，是共和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从王成身上、从王芳身上，从英雄儿女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在理想光芒照耀下的大无畏的英雄气质，这种气质，正是我们民族我们走向未来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首战告捷不是大功告成，作为一部首演剧目，仍有不少可以修改的地方。我期待，话剧《英雄儿女》发扬英雄精神，不断修改、打磨，努力使话剧《英雄儿女》成为一部新时代的剧目。

来源： 文汇报

国风人文图典｜民初江南农妇群像

说起江南农妇，我想起了九年前一个苏南农妇记笔记的故事：一个头发花白、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农妇张秀芳，2010年3月以来的每天晚上，她都会准时收看一档电视法制栏目，一笔一画记录下案例所涉及的贪官。至今已记满了三个日记本。我当时混震惊，一个普通的农妇，竟然如此关心大事！其实，农妇张秀芳的努力，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朴素好恶观的体现，也许来自“恶有恶报”，我认为它代表着一种弥足珍贵的普遍民意。

这是当代的江南农妇，如果我们将眼光上溯到一个世纪之前，从晚清至民国的岁月，虽然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只是倏忽一瞬，但从晚清至民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民俗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改朝换代自不必说，连延续千年的民风习俗也面临摧枯拉朽般的撕裂，一般守旧之士自然是痛心疾首，女子解放运动便与其休戚与共，裹脚布和八股文一样，都是必须被狠狠碾碎的旧制度的毒瘤。

对江南女子，也许还存在太多的误区，长期以来，文人骚客笔下的江南女子大概多数存在于诗词与文章里，徐志摩笔下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好像江南女子都是身着清新淡雅的衣裳，眼波流转，一颦一笑一回眸都不经意流露出小女子的温柔，其实，那种“绣花枕头”的形象只存在于文人的想象之中。江南女子、特别是江南农妇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打拼的，敢作敢为、却又过着平常日子的女人。

民国初年，江南女子的服饰比之清朝有了一定的改变。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但普通农妇因为要到地里干活，一般服饰还是比较传统与守旧。

烟雨的江南，本身就是一副人融物景的水墨画，而江南女子，气质在天堂，生活在人间。她们平静的心态，平气向上，与世无争；她们达观地处世，笑看风云，淡度岁月；她们静好的人生，不求完美，但求实在。《滕王阁序》里有句话，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知命，但不认命。苦日子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可左右的是对苦难的担当，是经历苦难后仍能挺直腰杆。我想，吃苦耐劳，特别是在遭遇磨难、厄运时，站出来负隅顽抗宿命的安排。这也许就是江南农妇的真实写照。

曾经听到一种议论，好像现代化社会已经不需要吃苦遭罪了？错。不论什么时代，没有眼前的负重前行，哪有今后的岁月静好，当代年轻人更要记得，前辈的吃苦精神，依然是当今年轻人内心更强大、灵魂更谦卑的精神素养。

为此，本期图典特发一组民国初年江南农妇群像，以飨读者。

2019年6月21日于沪上五角场凝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