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原
孙洁的《老舍和他的世纪》是一部梳理老舍一生思想发展脉络的书，既为他如何从生到死、从昂扬到迷惘直至陨落提供了答案，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走向以及其中蕴含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老舍和他的世纪》，孙洁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老舍和他的世纪》通过三个生活时段，对老舍的文学生涯进行了一次较完整的考查。这三个时段分别是老舍创作的山东时期（1930—1937）、抗战时期（1937—1946）和新中国时期（1949—1966）。
山东时期也是老舍创作的高潮期。老舍当时的大多数时间身兼教授和作家两种身份：学期内教书，并且利用零星时间作了不少短文，而更重要的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假期内则创作长篇小说，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暑假就可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在山东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中老舍的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有保证。今天公认的老舍的代表作中，除了《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其余的如《骆驼祥子》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山东时期作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从总体上呈现了一致的成熟的写作风格。
在孙洁看来，和老舍的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关键词正是“北京（北平）”和“幽默”。正如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雨果，湘西之于沈从文，北京之于老舍有一种系乎血肉的关联。而幽默作为北京人传统风习中不可或缺的一层性格特征，与老舍“北京人”的身份更是一体的。
抗战时期是老舍创作的全面转折期。例如，在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对通俗文艺形式倾注满腔热情；开始尝试话剧创作；创作题材和写作风格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基本上放弃了北平题材和幽默风格……这一系列互相助成的转折是老舍个人意志的选择，也与时势紧密关联。
1941年前后，老舍通过一系列自我检讨和自我修正实现了向文学自由主义的回归，从而以《四世同堂》等文学实绩再次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四世同堂》的创作也证实了老舍严苛的自我要求，并且以它对北平市民心态和市井民情的精彩描绘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小说。
新中国时期的老舍，哪怕仅以一部《茶馆》而论，老舍也为新中国文学史创造了一个奇迹。孙洁在该书中剖析了老舍在人生最后十七年的历程。孙洁说：最后十七年的所感所受为老舍最后的抉择积累了势能，老舍性格上脆弱的一面，使他从一开始的意气风发与过于豪情万丈，到他在文艺理论上的迷失、探寻、回归和在多变的环境风向中不由自主的共同煎熬下，素来极有主见的老舍陷于越来越尴尬的境地。越到后来他越理智，话也越说越少，而一旦到了深居简出，除了到文联办公室独自处理公事外，他几乎没有也不想和任何人多谈话的程度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老舍之死，孙洁更倾向于认为，老舍之死是作家在失去生命价值的依托，并且自认为它极难复得的情况下不愿苟活、以死维护生命尊严的行为。
孙洁说，最后越来越强烈的暮年意识也直接为老舍之死营造了一个黑色的心理背景。很难说这种意识是何时何地最早萌发的，但它确实是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折磨着老舍。老舍老了。在北碚时就患上的晕眩症、从美国带回来的坐骨神经痛、在新中国时期发作的腰脊神经炎、高血压等各种病痛仿佛是提醒着老舍他的确是老了。孙洁在书中写下的这些病的名字都是从老舍的文章里抄来的，正是老舍自己不时地在对自己说“我老了”。病痛的搅扰在创作生涯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时候益发惹得人心烦意乱。一方面是“我已经五十八岁了”或者“我们六十多岁的人”的紧迫感排山倒海般迎面压来……另一方面，亲朋好友洪深、杨今甫、石挥、王统照、程砚秋、罗常培、于非闇、梅兰芳、郝寿臣、欧阳予倩……一个个撒手尘寰，屡写屡频的祭文对敏感的老舍而言不啻一声声尖利刺耳的警报声，也给已经在为“年齿加长”深深苦恼着的老舍增添着忐忑。随着这种惶惑的与日俱增，他变得越来越爱怀旧。除了《茶馆》和《正红旗下》这两个例子，在日常散文里，他日益把自己定位在了垂暮老者的身份上……
老舍之死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林斤澜回忆道：“辞世前几天，我听见老舍先生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比如老舍先生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我们反思老舍走过的历程，再探他的死因，既是为给历史一个交代，更是给我们自己的警诫。（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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