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原本是汉武帝时为监察地方官员所设，但经由东汉末期乱世之后，刺史由原本只有监察职权演变为掌控实权的地方长官。及魏晋之世，中枢及地方在刺史职权上的互相角力，体现出了中枢与地方的斗争历史。

魏晋之前刺史官职的演变

刺史的官职设立目的从刺史的字意上可以看出，“刺”有监察之意，“史”便是御史。秦朝时有监御史，又称监郡御史，负责监督各郡县官员。西汉初期取消监御史，异姓诸侯被消除后又恢复监御史。汉文帝时不满监御史对地方监察的力度，另派人员监察各地，但是并未形成特定制度。直到汉武帝时，废除各地监御史，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即十三州部，每州设立一名刺史，负责监察各州诸郡官员。由此之后，刺史制度确立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州部的确立之初，并非作为行政区划来设立的，十三州只是为了方便监察而设立的十三个监察区。相应的十三个州刺史，也并非各自州的行政长官。西汉时地方行政长官是各郡国太守，郡县制下一郡长官为太守，而“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汉时“国”也存在，其长官也同为太守，郡国之间等同。刺史设立之后，职权是监察地方官员，郡太守被刺史所监察，但刺史并非郡太守的直接上级。

刺史设立之初，并没有固定的治所，与后世魏晋时期刺史镇某地的情况不同。相较于刺史，秦及汉初的监御史，在每郡设立，同郡太守一样，都为每郡固定官员，因此便逐渐因其对郡县长官的监察作用而引致权势过大。而刺史并无固定治所，所监察每州又多包括数郡，因此刺史监察地方的制度确立，是中枢压制地方的胜利。

及西汉之世并未出现刺史乱权的严重事例，其职权主要还是行使监察职责，这也是中枢压制地方的体现。等到王莽篡权后，改州刺史为州牧，并且给予其军事权力和地方管理权，因此州牧便由原本监察之职变为地方行政和军事长官。

东汉光武帝时，又改州牧为州刺史，但是给予刺史职权加大，由原本西汉时无固定治所改为有各组固定驻地，由西汉时“六百石”为“二千石”。随着刺史职权的加大，刺史对地方郡太守、县令等官职的压制更为严重，这虽然是中枢依靠刺史压制地方，但却让刺史逐渐成为威胁中枢的地方势力。等到汉灵帝时，听从了刘焉的建议，改部分州刺史为州牧，给予其王莽时州牧管理地方的权力，至此之后州牧、州刺史便逐渐成为管理地方的固定长官。虽然官职并非实际的地方长官，但州刺史、州牧却依旧成为了实际地方长官郡守的直接上级，州郡二级行政划分开始逐渐确立。

由此，刺史的职权完成了原本监察职责为地方行政、军事长官的转变。而相应的，原本为监察全国而设立的十三州，便逐渐成为了以监察区域为地方区划的固定行政区域。

综上，刺史是中枢为监察地方而设立，但随着刺史拥有的职权越来越重，便形成了对抗中枢的地方权力。而东汉末期中枢皇权不振，又不得不依靠州刺史掌控地方行政及军事来拱卫中枢，这便造成了地方州刺史由原来的监察职官变成了固定的地方长官。而州刺史的权势过大，也形成了对中枢皇权的威胁，汉末地方割据纷纷逐鹿天下，便不伐地方州刺史仗其地方权势作大的情形。由此来看，从魏晋之前的刺史职权演变，便能看出中枢与地方斗争的过程，是先借刺史监察压制地方，后刺史发展壮大成为地方强势力量，反而对抗中枢。

魏晋时期都督制度下的刺史职权演变

汉末曹操掌权之后，在州刺史掌控各州军政之权的基础上，在原有督军军职上设立了“都督”制度。这是是在刺史作为地方长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又一监督体系。不过，都督是在军事重镇基础上形成，曹丕继魏王后，设立五大都督区，分别是以曹真都督雍凉，曹仁都督荆、扬、益，曹休都督扬州，臧霸都督青州，吴质都督幽、并。五大都督区各自负责一方军事，实际上也是对各州的监管，各州刺史虽然掌控州郡军政大权，但却受都督所监管。

在都督制度下，刺史承受都督的管辖，这相当于刺史制度设立之初刺史对于郡守的作用。都督制度在曹魏时期，各都督区都督与刺史分别设立，极少情况下才有都督兼刺史的出现，都督所负责的也主要为军事，并非州刺史的直接上级长官。西晋初期时有“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这是杜绝都督失去其监督地方作用的保证，也是中枢为了控制地方各州，监察地方州刺史的一项重要举措。

不过，在西晋后期，都督区各都督的权势逐渐扩大，都督兼所都督各州刺史的情况逐渐增多，都督兼刺史不仅具备了原本都督军事职权，并且逐渐也负责所都督各州行政之事，由此都督反而成为州长官的上级，都督也就成了州一级的上级官署。不过，都督并未如同州一样，成为真正的行政区划，其具有的军事管辖权限意味更重。

都督兼刺史拥有管辖州郡的权力，另一次含义也就是刺史官职也可能具备都督军事的权限，不过发展到两晋之世，都督掌兵的情况得以确立，如果无都督之职的刺史则不掌控州郡军事。因此，魏晋乱世，真正掌控一方的实权人物，往往都是加都督之职。如果仅为刺史则不能掌控州郡军事，是为单车刺史。

而都督与刺史职权的区分，便体现出中枢与地方斗争的过程。依靠都督掌控军事，剥夺了原本汉末以来刺史掌控的军事权力，而掌控军事权力的各都督，则成为对各州刺史的限制。不加将军号不掌军事的单车刺史，便受制于拥有军事管控权力的各都督。不过，依靠都督掌各州军事来压制州刺史的弊端显而易见，拥有一方军事大权的都督，往往成为对抗中枢的主要力量。东晋时期拥有荆州军事的都督刺史，顺流而下对抗中枢的情况发生数次，可见依靠都督掌军事来限制州刺史的势力，并不能解决中枢与地方的矛盾。

魏晋持“节”制度下的州刺史职权演变

曹魏以来的都督都持“节”，都督职权也各有不同分级，都督诸军事最高，监诸军事次之，督诸军事再次之。而持节都督因持“节”不同，便拥有了不同的职权。西晋之后，假节、持节、使持节和假黄钺的权限都各不相同。假节都督只能在战时杀违反军令之人，权力最低；而持节都督则可以杀无官职之人，并且战时可以杀二千石以下官员；使持节都督可以随时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假黄钺则可以杀节将，即假节、持节和使持节。

州刺史与都督、持“节”之间的关系：州刺史可都督军事，也可为单车刺史不都督军事；而都督都持“节”，以掌权其受到皇权重任，只是持“节”各不同，最低为假节，最高为假黄钺；而刺史与持“节”之间的关系，都督军事之职的刺史必然能持“节”，但也有持“节”刺史并不加都督的情况存在。

由此来看，持“节”制度可以理解为在刺史制度和都督制度基础上，中枢对于地方权力的补充，利用持“节”的节将来限制地方刺史和都督。持“节”的节将拥有节制不同职级官员的权力，是其限制州刺史及都督的重要保证。但持节高低并不影响都督军事之权利，这也可以出现都督多州军事刺史，受制于持节较高都督的情况出现。都督限制州刺史，不同持节节将限制各都督及刺史，由此形成了一套中枢对抗地方刺史、都督的监察体系。

不过，无论都督还是持“节”都是在皇权强势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其监管地方的作用，一旦中枢皇权受到破坏，州刺史的职权往往能够不受都督和持“节”管控，依旧能够形成对中枢皇权的压制。东晋时期皇权不振受到士族门阀压制，因此州刺史往往有都督军事职权，而持“节”高低往往只为体现仪式及地位，虽仍有实际权柄，但都是水到渠成之时的封赏，已经缺少了节制官员的作用。相应的都督的作用，虽然未能如州一样，成为具体的行政官署，但其对于军事力量的管辖，在魏晋时期依旧受到沿用。在东晋皇权不振之时，反而州刺史基本都加都督，州刺史又成为兼具军事和行政的地方实权人物，州刺史也就又有了威胁中枢的实力。

总结

刺史职权的演变，体现了不同时期中枢和地方斗争的历史。东汉末期，刺史成为地方军政长官，有了威胁中枢的实力，这是刺史职权的扩大过程。而等到曹魏时，基于军事目的的考量，设立都督制度，用军事力量来限制各州刺史。都督掌军事，刺史掌民政，这是州刺史权力的削弱，因而中枢形成了对州刺史的压制，也就能够压制地方势力的崛起。在都督权势逐渐扩大，甚至有了掌控多州军事、行政事务的趋势之后，利用持“节”不同的节将，来对不同品级的官职形成节制。这是中枢用以对抗地方权势过重的考虑。

不过无论利用都督还是持“节”来限制州刺史的权势过重，离不开保证都督和持“节”基础的皇权的强大，如果中枢皇权没有足够的力量形成对地方的威慑，那么都督和持“节”便失去了其监察和限制地方州刺史的作用。皇权不振，州刺史的职权重新增强，都督和持“节”反而成了州刺史提高自身势力的便利条件，进而形成对中枢皇权的威胁。

综上所述，利用刺史来监察地方，利用都督来剥夺刺史军权，利用持“节”来限制都督和刺史等官员，都是中枢压制地方的斗争过程。相对的，如果中枢皇权无法形成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刺史便依仗其监察职权形成地方对中枢新的威胁。而等到中枢皇权想要利用都督管控军事的作用来限制刺史，州刺史借都督兼刺史的机会获得军事职权，再次出现地方威胁中枢的情况。皇权利用持“节”不同来节制都督和州刺史等地方官员，仍然因中枢不振导致压制地方失败、总而言之，没有强有力的中枢皇权，都督和持“节”都无法形成对州刺史的节制，也就无法实现中枢对地方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