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在陕西督查发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小微市场主体的一些行政处罚存在“过罚不当”等问题，影响了小微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榆林市高新区某超市售出4板过期4天的酸奶退货后被罚2万元；陕西铜川新区某煎饼店购进一瓶芥末油，被检查时发现该芥末油未标明生产日期，认定违法所得1.6元，罚款5000元。（新华社）

针对地方行政处罚领域的乱象，国务院督导组曝光的几起案例非常典型。透过个案看共性，“小错大罚”“过罚不当”的背后，无不有罚没创收、罚款经济的影子若隐若现。之于此，督导组也是直言不讳，坦言“处罚力度与业绩考核挂钩，倒逼从严办案”。在一些特定场景下，以罚代管几乎成为常态，所谓从严执法也被简单扭曲成“从重罚款”。久而久之，相当多的小微市场主体战战兢兢，不得不面临巨大压力。如此状况，可说是贻害深远。

我们知道，在立法端，行政处罚类的法律，对于各类违法事项以及惩罚标准，都有着事无巨细的规定。可即便如此，法条的弹性空间仍必然是存在的，而由此则衍生出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现实中，就某某违法行为，既可以进行警告、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也可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由此，出现“类案不同罚”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的。在一些地方，动辄就顶格罚款，这显然难言公平合理。

事实上，行政处罚法的总基调，就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除了刚性惩戒，还有很多“柔性执法”手段可用。从法理逻辑上说，行政处罚理应是有梯度的，递进性的。对于轻微违法、初次违法的市场主体，不能过度惩罚，而应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也即，“首违不罚”“轻轻重重”原则。很遗憾，现实中某些基层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性套用法律进行片面式、过激化执法，这不仅违背了立法本意，更是扰乱了营商环境，加重了实体经济负担。

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个别地方依赖“罚款创收”来实现财政增收的做法，必须充分警惕。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有80个城市罚没收入呈上升态势，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市场规模扩大加之“执法尽职”的共同结果，但其中隐含的另一重风险同样不可小觑。须知，行政处罚，“罚”并不是目的，以罚促管、实现良治，才是其核心逻辑。某些地方密集曝出的“小过重罚”案件，引人深思。由结果而倒推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当地是不是有规范的执法决策流程、权力约束结构，又是不是有健全的、公允的行政复议机制？

善于柔性执法，同样是“秉公执法”的一环，是“高水平执法”的重要标志。“小过重罚”终是功利短视、饮鸩止渴，“过罚相当”才可赢得公信、建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