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新华广场附近的沈阳煤气总公司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子格外惹人注目。但是如果不留神,只把这一对石狮子当作普通的摆设来看待,那恰恰错过了其中的精彩。但是2018年6月4日搬家了,搬到了大帅府门口。
这一对石狮子,是曾经辉煌一时的冯庸大学留下的惟一凭证,左侧石狮子的基座上,还清晰地刻着“冯庸大学”的字样。右侧的狮子是显示赠送的日期,那所中国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大学、东北地区第一所民办私立大学在“九一八事变”被日本人摧毁后,几乎找不到这所大学在沈阳存在过的任何痕迹。可是那个以个人能力兴办大学的26岁的年轻人,却让沈阳人难以忘记。这也是当年冯德麟的儿子冯庸办东北第一所民办大学--冯庸大学的唯一实物证明。
在铁西区的东南部,有一片面积最大的住宅小区———滑翔住宅区。曾经这里有一座日本人建立的滑翔机场,如今走在这里,街路两侧已经遍布了商业门脸,找不到一点旧时的痕迹。惟有以滑翔、凌空等命名的街路,才能看得出一点与飞机场有关的痕迹。
而在飞机场之前,这里则是一所大学的所在地。26岁的沈阳人冯庸于1927年在此投资开办了一所私立大学,这是当时沈阳惟一的一所私立大学,校址在后来的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及原陆上军体俱乐部处。
据铁西档案馆提供的资料显示,全校建主楼两座,左为“忠”字楼,右为“仁”字楼,中间是校礼堂,礼堂与左右两楼有空中走廊相通。教学区左边是体育场,铺设400米跑道、田径场、球类运动场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校的最大特点是建有飞机跑道,并自备飞机,这在当时国内的大学里是绝无仅有的。
冯庸大学以工科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教育均等的理念,对学费采用免费或半费,当时东北家境贫寒的学生纷纷投奔到冯庸大学,当时的冯庸自任校长,年仅26岁。
学校成立时远在北平的张学良专门选择了上好的汉白玉,雕刻了一对儿石狮子赠送给冯庸大学,两只表情愤怒的石狮子均面向距冯庸大学200米处的南满铁路,以表达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极度愤慨的爱国之心。当时沈阳已经有了张学良主持的东北大学,从军界又突然站出来一个赫赫有名的冯庸,对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感召,而这所冯庸大学发展迅速,很快就与东北大学齐名。
齐名的不仅仅是东大和冯大,这两所大学的两位年轻校长,也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生于1901年的冯庸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冯德麟与张作霖同是绿林出身,后来分别担任27师和28师的师长。都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两个人的关系也一直处于这种齐头并肩却貌合神离的状态。后来,终究是张作霖棋高一筹成了“东北王”,冯德麟却始终仕途不顺,屈居张作霖之后。
父一辈的微妙关系也直接作用在子一辈上。冯庸与张学良同年出生,自幼两人常在一起,如同兄弟,两人同期毕业于北京讲武堂,甚至在结拜兄弟时同取名“汉卿”,两人同称“东北两公子”。
据记载,冯庸毕业后在东北航空处一路顺风顺水,三四年后升为少将航空司令、装甲车司令。可惜,在一次战争中,装甲车队全军覆没,冯庸只身逃出,有人主张处冯庸死刑,而张学良则顾念旧情,罢了他的官免于一死。
只是此后,张学良对冯庸亦存有戒心,态度上始终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就是要兵不给。”在无兵可带的情况下,冯庸决定弃兵办学,走工业救国之路。
沈阳作家马秋芬说,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冯庸,他们参与教育,不是因为他们简单地认识到了育人的重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文化品格被时代激发出来,而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文化人的心境和身份投身其中。
虽然身为校长,却依然每天驾驶飞机
大冶工科学校可以算作是冯庸大学的雏形。据省政协1991年出版的《辽宁文史资料》第33期中所记载,这所学校创办于1924年,最初是直属于冯庸所创办的大冶铁工厂,作为为工厂培育储备人才所用,地点在奉天小西边门外,产品是飞机、炸弹和手榴弹。
1926年冯庸辞去一切军职,开始在沈阳市郊汪家河子筹建冯庸大学,大冶厂也迁至这里改为大学实习工厂,大冶工科学校归并于冯庸大学。
除了冯庸父亲的庞大家私,冯庸的办学也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有着充足的资金加上冯庸本人的精明能干,一座在当时现代化的冯庸大学出现在城西南。
新校区建起了,除了教学楼、礼堂、图书馆、实验室,更绝无仅有地建了一个小型飞机场。也许是因为这个带兵的心愿未遂,冯庸对学生进行较严格的军事管理。当时沈阳人称冯庸大学为“西大营”,与“北大营”和“东大营”相提并论,确实是有一定根据的。
校长冯庸每天起得很早,骑上马围着操场跑几圈,然后驾驶自己的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据曾经就读于冯庸大学的老人回忆,当时学校里有三架飞机,其中一架较大,专供冯庸自己苦练飞行技术和工科学生观察飞机构造和性能之用。有学生要求试坐的,需经冯先生批准,才可以同他一起升空,但是要每分钟纳费一角,以示限制。
1927年8月8日,冯庸大学成立,时年26岁的冯庸担任校长兼训练总监,其校址位于铁西汪家河子村,即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冯庸大学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主体建筑为忠楼、仁楼、中庸楼,三座楼用廊道连接,分设大学部、中学部、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该校扩充为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学生总数达700余人。当时,冯庸大学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他办学义举名扬于东北三省,成为显赫一时的传奇人物。
据冯庸外甥张文琦老人介绍说,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新青年。冯庸教育思想有三: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机会均等"。三是"工业救国"。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现实,冯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武装青年思想和精神,从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九一八”后辗转并入东北大学
到1930年,冯庸大学已有工科机械系和法科政治系学生近400人,并已准备好来年秋天增设四科、十几个系。可就在此时,猝不及防的变化发生了。
据铁西区档案馆提供的资料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了冯庸大学,逮捕了冯庸并押解到日本,逼迫他流亡日本不准抗日,后由朋友保释逃出日本回国。这时,冯庸大学的许多学生都逃到北平。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说“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其实学生们逃而未散,冯庸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收容学生,并将大批爱国青年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敢死队参加抗日斗争。
日本人看到冯庸违约,于是摧毁了冯庸大学,并在此地修建滑翔机场,滑翔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改建为飞机场后,大学门前的那对儿石狮子,一度被置放到某坟墓前。
后来,由于学校经费困难,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流亡的冯庸大学并到东北大学。冯庸告别同学,拿着张学良给他的一万元生活费,和夫人一起到杭州西湖畔钱塘江边的六和塔下隐居,有时在周末邀请在当地大学就读的前冯大学生来打篮球,并由冯庸亲自驾车接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冯庸回到沈阳,他将那对校门前的石狮子从坟地拉回来,置放到他办公楼的门前,即如今沈阳市煤气总公司,他也曾有意筹划恢复冯庸大学,但是终因资产不足,复校无望。1981年冯庸在台北去世。
石狮犹在,斯人已去,历史已然成了往事。无论结果如何,冯庸这个曾经的军阀贵公子,在国难危机之时选择了一条超越其年龄的救国之路。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就是昨天在张作霖被炸身亡的90年后,这对狮子也被放置到了大帅府门前,也算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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