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被专业人士视为史上场“药物战争”，因为美国立国以来，参与越战的军人服用的“精神作用性物质”的水平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波兰国际政治学者卢卡什·卡明斯基所述，越南战争是“药理学与暴力的决定性交点”。
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安非他命为例。卡明斯基在《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中指出，二战后，几乎没有权威研究详细论述此类药物如何对士兵的表现产生影响，美军却毫不犹豫地将这种俗称“快快”的非处方药物送往越南。安非他命会被发放给那些执行远程侦察和伏击任务的部队。
美军对神经类药物的使用一直有内部标准：在准备战斗的48小时内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这项标准很少被落实。一名老兵告诉卡明斯基，军方发放安非他命就像给小孩发糖那样，从不理会政府机构推荐的用药量和频率。《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援引了1971年美国众议院特别犯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1966年至1969年，美军共使用了2.25亿片兴奋类药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种衍生品，比二战时期增长了1倍有余。彼时，美国海军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兴奋剂，空军每人每年是17.5片，陆军“仅有”13.8片。
当时有研究显示，被派驻越南的士兵中，大约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药过量。简而言之，美国军方对兴奋剂滥用持默许态度，无论这可能诱发何种结果。事实上，老兵们普遍意识到，安非他命会强化人的攻击性和戒备心。一些老兵回忆，每当“快快”的效果消失，他们就会焦躁，感觉自己像“在大街上开枪扫射那样”。
精神刺激类药物不仅能增强战士的战斗力，还有助于降低连续战斗对参战者情绪造成的不良影响，避免士兵因心理压力而当场崩溃。诸如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氯丙嗪等化学品，次被作为日常军需物资，投放战场。
据此，卡明斯基在其专著中指出，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精神类药物，加上大量征用心理医生等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军人遭遇“战斗创伤”的几率如此低：二战时，美国士兵的精神崩溃率高达10%，朝鲜战争时期的精神崩溃率是4%，而到了越南，这个比例只有1%。
如果你为这样的数字而欣喜，那无疑是目光短浅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和兴奋剂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暂的，若不辅以适当的心理治疗，过量服药只能减轻或暂时压制问题，让问题牢牢“嵌入”当事人心灵深处。几年以后，战地综合征会以几倍的力量爆发。
多数精神类药物并不能根除导致压力的原因，就像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样，可以缓解症状，但疾病还在。明确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之前的战争相比，越战中很少有士兵因为在前线精神失常而被送疗；另一方面，越战老兵在战后却被规模空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很大程度上，这是将矛盾往后拖延的必然结果。
《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提到，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越战老兵的确切数量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民间统计者认为，数量在40万至150万人之间。1990年发布的《全国越战老兵再调整研究报告》称，在东南亚地区经历过作战行动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从道德层面上讲，在越战中发生的一切，就好比对一个受了伤的士兵施加催眠术，然后再把他送回枪林弹雨中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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